爱情的位置(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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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早班,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魏师傅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咦,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出来。

“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说“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你还早啊,急什么呢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你希望什么样的,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啰可你现在”

我好纳闷。谁向魏师傅“告密”了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天机”似乎都不是。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然后叹了口气,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传达室老葛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

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信封,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孟小羽亲启”,心口那儿就像装上了个马达,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我撕开信封,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别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两点过八分又本能地一转身,正要往外迈步,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于是,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魏师傅,您放心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

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放心”,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他对我们车间“”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犯过倔,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别人都走了,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她是年纪最大的,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她正在公开“搞对象”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她见面后很满意,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会木工活,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单位有宿舍,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几下换好衣服,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嘿,赶明儿你想照相,甭客气,跟我说一声好啦他有架海鸥牌的,装一二〇胶卷”

我微微一笑,想说几句话,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我想说什么呢想问她“他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相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相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

我怕亚梅伤心,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况且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抖开围到头上,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样,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

说实在的,我吃了一惊。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便含混地点点头说“嗯啦。”

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

我坐电车从来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上车不排队,坐车抢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仿佛随时可能晕倒。“小胡子”不时翻眼瞥瞥那位大爷。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不光是我,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小胡子”让座,忽然,一个沉着而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请你站起来,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我抬眼望去,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宽宽的肩膀,阔阔的额头,细黑修长的眉毛下,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着双臂,满脸不屑的神色“我不让。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谁爱让谁让。”

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算了吧,我站着行呀”

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您坐这儿吧”

老大爷叹了口气,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地望着“小胡子”,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小胡子”立即耸着身子,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凭什么给他让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你要想坐叫声哥儿们,甭假门假事充好人”

胡搅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可是像“小胡子”这号“高质量”的,倒是头一回碰上。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有的还出声叱责“真不像话”

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顿地对“小胡子”说“总有那么一天你要后悔的”

电车到站了,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当晚在日记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后来我发现,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他在哪个工厂工作,或许他是个技术员有一回,那已经是揪出“”以后,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他上车站到“老地方”以后,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他翻开书,用铅笔轻轻点着,翕动着嘴唇,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后起之秀”。

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售票员招呼我和他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同志前头坐吧小心拐弯站不稳。”

我微笑着拒绝了。如果说,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还包含着对“”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

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笑着说“一对怪人”

这时候,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他微笑地望着我,一双眼睛仿佛在问“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上了蚂蚁,忙把头低下来了。

打这回以后,他上了电车见到我,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

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但细想起来,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四月中旬,毛选集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不是想“加塞儿”,而是侥幸地想每人许买两本呢,也许,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给我分一本就这样,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当然,我们同时都微笑了。

“你看,我来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

“不要紧,我分给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正式认识”了。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走出新华书店时,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长安街上。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愉快。我们互相询问着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你来了吗站在什么位置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早听到揪出“”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正在干什么高兴成了什么样子啊,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可是,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他站住了,简单地同我告别说“我要上这个车。有点事得去办。”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也许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兴”,反正,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而又那么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我意识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

第二天,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除了互致微笑以外,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

“你也学外语吗”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亲切地问我。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不过,我现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学我喜欢读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说。”

“自己也写吗”

我慌张地点了点头。

“我也喜欢文学。”他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羞怯,诚恳地说,“不过,现在好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好像还不太多我喜欢契诃夫的、莫泊桑的、欧亨利的;中国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还有孙犁的山地回忆读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心里像流过了一条温暖的、明净的、琤琮鸣响的小溪。在我接触的同代人当中,几句话就能使人感到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个。

每次总是他先下车。这回下车以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图书馆去。

接下来的十几次约会,也都是到北京图书馆去。我们每次分手时说好下次到馆的时间。开头,我发现他同我一样有着严守时间的好习惯,我们总是前后脚地来到存物处的窗口前;不过,有一回我因为表拨快了,早到了一刻钟,当我穿过柏树墙当中的甬道时,偶然朝柏树墙的缝隙中一瞥,恰好发现那当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华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门口翘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提前到达。我没有招呼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支配下跑进了图书馆前厅。我以为他随后就到,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来。直到一刻钟以后那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他才仿佛刚刚到达似的走了进来。我没有戳穿他的秘密,但内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就这样,我们在分手后盼望下一次相会,我们在相会后共同坐在安静的阅览室中读自己心爱的书。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开,在短促的对视中汲取一种无名的力量,然后又俯首更用心地读了下去

不知不觉地,北海公园正门前那几株梧桐树的大叶片已经泛黄。满城都有人在谈论大学招生的事儿。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北海大桥,来到团城侧面的梧桐树下。我们站在那儿,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我们的同龄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拼命劳动、创造我觉得也许不去上大学中文系更好,我要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我的大学”

他使劲地点头,额上的发尖跳动着,热情地支持说“好我要去考考外语学院,不过,倘若考不上,我也不会流自来水儿我研究过生活里的这一部分现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刚钻,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铁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对写小说,好像从来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厉害一些哩”

真喜欢听他这些话。我想到亚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学时竟“哟”地尖叫了一声,并且用两只拳头擂着我脊背笑骂着说“怪丫头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给我该有多美考上了一毕业就是四级工的待遇呀”对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么能理解我

就在这一天,当暮色降临时,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边,呼吸着马缨花的芳馥气息,他先是轻轻、后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没有松开

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楼的冯姨。她六十六岁了,却一直没有成家。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啰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了。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舞台上,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一伙推行文化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下来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妮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妮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像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想,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乃至于像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嘛“你希望什么样的”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健康的爱情,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恋爱,或者说是“搞对象”,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以及号称“全知道”的亚梅,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到来,他们请我坐在对面,要求我把一切“和盘托出”

下了电车,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穿过稠密的人群,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

“你真傻”我嗔怪地说,“干吗非写信,打个电话不成吗”

“我买到票,就跑去打公用电话,老占线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怎么,产生副作用啦”

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约定,一旦霓虹灯下的哨兵复映,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引人向上的东西。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告给我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管他的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道歉似的说“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老贺,家里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我答应了。你别怪我。咱们退掉一张,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用一颗心看,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我祝愿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显然,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

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啊呀,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像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会朗诵雷锋之歌、会演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小嘴,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如果说,当你爱慕的人要去做一件虽然微小、但本质是美好的事情时,你却容忍卑微的念头侵扰自己,那么,这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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