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三七一 国联总部（1 / 2）

国联总部应该选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好坏是对于旁人而言的，对于李昭誉来说，真的是一个头疼万分的问题。唯一庆幸的是，当他开始调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和他一样头疼的人很多，每一个成立国际联盟的人都头疼这个问题。

建立国联的倡议起源于英国第一次光荣革命，距今已经有二十年历史了，主要是帝国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尤其是李君威从帝国二十年起主持的海陆两个方向的扩张，让动荡分裂的欧洲应接不暇。

英国人一开始倡议欧洲各国结盟对抗帝国，但因为内部矛盾实在是太多，不能成行。因此就选了第二个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一旦发生冲突，就进行协调，而非直接进入战争状态。

也就是说，英国佬一开始也把国联当成一个吵架的平台。而在大北方战争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两场战争几乎同时爆发，整个欧洲陷入战争，帝国利用这个机会在全球予取予求，占尽了便宜，让这种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一股思潮——强国协调。

一开始帝国对此嗤之以鼻，但随着扩张到了极限，认为加入类似的协调机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在帝国松口之后，英国佬直接顺杆爬，倡议建立世界联邦。等到了帝国四十二年六月，世界联邦正式进入讨论，时年乌克兰联邦成立，因此世界联邦改为国联，即全世界国家的联盟，简称国联。

英法荷三国成为了国联的主要推动者，为了帝国也能加入，给予了帝国尽可能多的尊重。

虽然两年半的时间里，国联一直没有进入创立日程，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倡导国与国之间平等、五个创始国担任常任理事国，这些原则基本上确立，或者说得到了大国的认可。

可以说，国联的事一直在拖延，帝国完成了东方同盟之后，才正式愿意讨论这件事。

那么国联的总部应该在哪里，两年半来，各国代表争吵不断。一开始，欧洲各国的办法是倡议设立在本国城市，在创办国联这件事穿一条裤子的西欧三国，也因为国联总部选址而吵闹不休。

英国人主张在伦敦，法国人主张在巴黎，荷兰更复杂，其联邦性质，导致本国内部也难以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些欧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意愿，那就是国联总部绝对不能在帝国境内。

理由很具有说服力，国联主要成员国是欧洲国家，以现在的交通条件，跑到中国去开会，一来一回半年过去了，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结果就是，每次开会，欧洲外交官就要死一波，哪有那么多的外交官进行消耗啊。

更重要的是，因为帝国的技术封锁，很多国家没有电报，这导致如果国联总部设立在东方，那信息来往就更缓慢了，甚至于，欧洲很多的国家权力阶层对电报这种新生事物完全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使用电报通讯，那就是向帝国单项透明。

帝国方面也很清楚这一点，想把国联总部设立在申京、槟城这类地方实在是太困难了，索性直接提议，国联总部不应该设在任何常任理事国境内，直接把英法等国一并否了。

当然，帝国外交部可不会承认这个提议是因为‘你们不让我好，那大家都别好’，而是很伟光正的提出，如果国联总部设立在常任理事国，那么一旦发生与该国有关的冲突，解决起来会失去公平性。

一段时间里，帝国希望把国联总部设立在格但斯克，也就是旦泽。因为这座城市是一座自由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在友好国家普鲁士的控制之下。

但最终，这个提议没有成行，原因就是帝国的那个提议上，设立在旦泽或者阿姆斯特丹，当普鲁士、荷兰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的时候，处理起来，也影响国联组织的公平性。

这几乎宣布了所有成员国的死刑，当然，现在没有国联，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员国，但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国联总部设在本国，都不能加入国联，那显然不会有国家会这么选了。

由此，国联总部就只能设立在中立国了，而欧洲确实有不少的中立国或者自由城市，而考虑到地位、位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选择的就不多了，其中呼声最高的一度是瑞士。

中立国的概念是十七世纪普遍为全世界所接受的，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修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之中，就把中立地位的国家和平民称之为战争中的中间者，而瑞士更是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苦难之后，正式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宣布自己成为中立国，不再参与战争，距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但瑞士显然不合适，因为国联总部选址，还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交通必须方便，所谓的交通方便，说白了就是航运方便。欧洲不仅电报没有普及，铁路一样没有普及，瑞士位于欧洲内陆，又不是沿海的国家，导致前往瑞士，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去会极为的不方便，路途比较近的就是南面的意大利方向。

可问题在于，意大利地区是现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帝国争夺的地方，低烈度的战争还在进行，沿途到处都是土匪山贼，总不能各国代表团打仗去吧，以这个时候的交通情况，前往瑞士那就是相当于武装登山旅行，那外交官个个都成了山地步兵。

而其余的国家，无论经济能力，还是政治架构都不适合。

李昭誉经过全面调查之后才是明白，原来国联总部选址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父亲考验自己的一个小题目，而是已经成为所有国联有关国家共同的难题，也就是世界性难题，而如果解决这个难题，一切就好解决的多。

“永忠，你说这世间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苦恼，我有什么能超过他们的潜质吗，为什么父亲要把这个难题抛给我呢？”在李永忠参与调查回来之后，李昭誉与他借酒浇愁，抱怨说道。

李永忠笑了笑：“或许在裕王千岁眼里，您比那些欧罗巴人要聪明的多。”

李昭誉用力摇头：“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可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认为我们的智商超过欧罗巴人，这很愚蠢。而且，我们现在进行的外交，其实更多的向欧洲传统外交贴合，而不是对方向我们靠拢。”

李昭誉说的这一点，是帝国境内一些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诟病帝国政府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人看来，帝国是世界最强国，欧洲那些都是小国，应该一切都由那些小国迁就帝国，怎么就成了帝国迁就他们，尤其是外交层面上，许多外交的礼仪、规则，以欧洲方面为主，那些外交层面的法律也是如此。

但李昭誉并不在乎这一点，毕竟帝国两千多年的外交以朝贡为主，显然，这种外交关系是不适合全球外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