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读”第一篇(十一)(1 / 1)
我们先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来看,是否有引用过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若按先秦时期里成书最早的书籍,并且又引用过《周易》里的句子,当属《论语》了。
《论语》一书里有一处引用《周易》“恒”里的句子用于说明事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是一样的。但在《论语》里引用时,既不点明出处,又不称《易》曰,更不反映“九三”这种爻称。为何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呢?这恐怕是孔子的门生们抵触《周易》一书有关,认为《周易》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编篡《论语》时,将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
孔子晚年好《易》(指《周易》),就引起学生子贡的怀疑,形成了孔子与其学生子贡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这事被反映在帛书《易传》“要”文中。虽然《论语》里引用了《周易》里的句子,可既不点明出处,也不反映所引用《周易》时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论语》之后的《墨子》、《孟子》、《庄子》,这些战国后期的书籍里,均无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显然,百家争鸣时期里的诸子们是排击巫术的。因《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左传》里记载)曾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们也就把《周易》看成了巫术之书。而到了战国晚期一些书籍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直接说理,而一些书籍已然把《周易》排除与书籍之外。如《老子》、《韩非子》里均不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荀子》与《吕氏春秋》里已有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是作为同《诗》、《书》的书籍那样看待而引用。但引用时不称《周易》,而称《易》。如《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里引用的句子,是与今本《周易》“坤”卦“六四”爻辞相同。但《荀子》里引用时并未说“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这是省略了“六四”呢?还是这时的《周易》并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呢?
《荀子·大略篇》也有一处涉及到《周易》及篇名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这称“易之咸”里的说法,却不是《咸》里的内容,即今本《周易》“咸”卦里没有这种卦爻辞。而这种说法类似于《彖传》解释《咸》文的文句。如“《彖》: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那么,《荀子·大略篇》里的“易之咸”文,是引用《彖》文吗?但为何不说《易》之《彖》,而说《易》之《咸》呢?,这显然是不合常规。这里不能认为是引用《彖》文,而是对《咸》文的解释。虽然《大略篇》是荀子门徒所编,这应是弟子记述荀子对《咸》的解释。这“易之咸”里的说法,应属于“易学”,即属于《易传》外的先秦“易学”。不过这“易之咸”里的说法,也不能说明荀子时期的《周易》是何种结构形式的文本。
《吕氏春秋》一书里共有三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
《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
《慎大篇》“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
《召类》“易曰:涣其群,元吉。”
“复自道,何其咎,吉”与今本《周易》“小畜”卦“初九”里的爻辞一样。但《吕氏春秋》引用时不言“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愬愬,履虎尾,终吉”与今本《周易》“履”卦“九四”爻辞相同。不过今本《周易》“履”卦这一爻辞是“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两者语序稍有不同。
“涣其群,元吉”与今本《周易》“涣”卦中第四爻辞的前半句内容相同。今本《周易》“涣”卦第四爻辞是“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吕氏春秋》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在于阐明事理。但并不反映“九·六”爻题。即引用时并没有带“初九”、“九四”、“六四”这种爻称。难道《吕氏春秋》所依据的《周易》文本还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
《礼记》里也有不少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那样,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如《坊记》里的引用《周易》的句子: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易曰:‘不家食,吉’。”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如《缁衣》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这些“易曰”里的引文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也都与今本《周易》里一一对应,可这些引文均不反映“九·六”爻题。
而《礼记·深衣》里唯有一处引用属《易传·象》里的文句,并且也称“易曰”,又反映了“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如《深衣》里的引句:“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这句引文是出自《易传》“小象文”。而“小象文”里的全句是“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这里把《易传》文引用时也称“易曰”,实属汉人的做派。那么《礼记》一书是何时产生的呢?
《礼记》是西汉人编定的,是一部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我们今天所称的《礼记》,是汉以后基本为《小戴礼记》。现代学者对于《小戴礼记》何时成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戴》与《小戴》仅为两部资料杂编,非一人一时而成。从戴圣、戴德是开始,到郑玄二百多年之间,成书约于东汉中期。这种说法见中华书局《大戴礼记解诂》一书前言。另一种说法见杨天宇的《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认为49篇应为武帝、宣帝时期戴圣所篡辑。
《礼记》是汉人编选的秦汉以前的礼仪制度集,并从汉朝人引用今本《周易》与《易传》的惯常称“《易》曰”来看,《礼记·深衣》里的“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必是汉人的引用,否则不会拿《易传》文称“易曰”。而先秦书籍里并无引用《易传》文,凡“易曰”里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句子。从上博藏竹书《周易》来看,还没有《易传》文,而帛书《周易》时期虽有了《易传》内容,但不是《传世的《易传》内容,并且也不见《象传》。所以《深衣》里出现的“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也就不足为据了。即不能作为证明先秦某个时期已出现了“九·六”爻题《周易》文本的证据。
总之,从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凡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无反映“九·六”爻题,单从先秦文献上来看,也足以说明今本《周易》在秦汉以前是没有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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