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三)(1 / 2)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象》文产生在春秋后期,韩宣子在鲁太史那里见的“易象”,应是“大象”文章。那时的孔子还在孩童时期,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不能成立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应让位于“易子”,即《周易》的作者。因《周易》一书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故这里笔者给出一个假定的名字。
若写中国哲学史不应从孔子写起,应从《周易》写在。《周易》是儒家的祖典。“大象”文的作者在“释”《周易》的过程中是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自然是遵循了《周易》的义理观念,而不是随从于史巫之举,把《周易》看待成是一部筮卜之书。
从《大象》一文来看确实不同于《彖》文那样“释”《周易》时表现出战国后期时代的文化背景。而这“大象”文里没有刚柔阴阳的说法,也没有帝王的思想透露。“大象”文讲的是君子之德,向往的是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的政治理念,还没有上升到王权思想上来。“大象”文正是符会《周易》与《论语》两书时代的中间文化背景,应是春秋后期产生的文章。
“大象”文确实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一种新的思想高度。既有时代文化的特征,又承继了传统。是《周易》里君子之论的发展。
“大象”文在“释”《周易》过程中采用的是八种物象(即后来称之谓的八卦取象)来点明《周易》之题(即《周易》每篇),这与春秋时代史筮用八种物象比类联想“窥知”人事吉凶的时代文化背景相符合。
史巫在用八种物象(天、地、风、火、雷、泽、水、山)来比类人事吉凶。而思想家们也是用类象来论说事理,正是“大象”文里讲的“君子以类族辩物”的时代背景。
“大象”文里的言辞前的取象之说(及提及的八种物象),只是点出《周易》里的每篇名称后,而做出一凡经典论述,应是对《周易》每篇的总结与发挥,而并不是从“象”中引申出的道理。
先儒家的“君子论”成为整个后儒家(战国时期)所继承的典范。而这“大象”文里的君子之论,并不难理解,是通俗易懂。一些还已然成为今天脍灸人口的语言,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非礼弗履”、“恐惧修身”、“有过则改”等。
那六十四条“大象”文都可以称上是富于哲理的经典句子,确确实实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但“君子论”并不是首创于“大象”文,其鼻祖是《周易》一书。我们不仿把《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抄录如下: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屯》:君子几不舍,往吝。
《小畜》:月几望,君子征凶。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谦》: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劳谦,君子有终,吉。
《观》: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观我生,君子无咎。
观其生,君子无咎。
《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庐。
《遁》: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明夷》: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解》: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夬》: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未济》:君子之光,有孚,吉。
在《周易》一书里共有十五篇里出现“君子”一词,虽然其它篇里没有出现“君子”一词,可同是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大象”文的“君子论”,是承继了《周易》里的君子理念。我们从上面所引述的《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是能够看明白《周易》建构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哪里是筮卜之书呢?自《周易》建构起君子理念的链条至到春秋战国的君子论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并且是不断的发挥与发展,且具有时代的特色。
“大象”既继承了《周易》里的君子论,而又赋予君子新的道德政治内涵。但“大象”文释《周易》而阐发君子理念时看似是通过《周易》里的画符号的取象而类比联想出来的新思想,实则是对《周易》每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其内涵是君子的道德与治国的观念。同样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是论述君子如何修德教民,治国安天下的政治道理。这六十四条“大象”文除少有用“先王”、“后”、“大人”外,其余全用“君子”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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