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九)(1 / 1)
中国的一部《周易》,2千多年来,都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难怪人们跟着人云亦云,众说纷纭。
不过对《周易》虽说是众说纷纭,但从古到今在说法上不外三大主流。
一是自《周易》一书出现后的先秦至整个后封建时代,上层的知识界不以为《周易》被史巫用于卜筮过而遗弃《周易》,而自始其终都在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把《周易》看作与《诗》、《书》典藉一样而引有。到取消“五经”、“四书”在中国思想界的垄断地位后,这一传统现象也就断裂了。这可以称为“义理引用《周易》经典流派”。
二是自先秦的春秋始,巫史通过画符号占筮,并改造《周易》原创文本里的文辞当占辞。虽然孔子从理论上给予《周易》义理阐述,到战国时代,在诸子的典章书籍里,已没有了以《周易》占筮的记录,并且从理论上排击占筮思想。自秦汉帝王专制始,巫术占筮复兴,而理论上又把《周易》筮术化(首推《系辞传》)。自“三圣”《易》说成为易学上的权威,《易》也成为五经之首的经。自此《易》经成为神秘主义思想的活水源头。《易》经也与占筮说形影不离了。虽然汉京房建构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把《周易》的“文辞”客观上从八卦占筮中分离出去。算卦上不再借以《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比类人事吉凶,而采用的是五行生克出六亲模式,并通过四季、月令、旺象而比类人事吉凶,客观上对恢复《周易》义理的研究不在受占筮说的影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两汉的占筮中,不在把《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了,到魏时终于出现了王弼继承先秦象数义理以及文字“训诂”方式注释《周易》的义理思想,这是《周易》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当然这划时代的转变是相对把《周易》当占辞看待来说的。因为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也没有把《周易》原创的义理给注释出来。自宋图式易学的出现,更主要是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说,并以占筮角度对《周易》进行注释,而形成了朱熹的“死角”,《周易》与占筮再次被扭曲在一起了。虽然明清的占筮上是运用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方法,但国人由于朱子之说,再也抹不掉《周易》与算卦等同看待的习俗了。至到今天的学界里多是步朱熹的后尘,而把《周易》理论上说成是占筮之书,而在算卦批命行业的应用,并不用《周易》一书的文辞做“占辞”了,却打着《周易》“预测”的旗号,而实际运用的是八卦纳甲,五行生克的那套筮法。
这自后封建时期至今在算卦上虽然已抛开《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但总把《周易》与占筮搅和在一起理论,特别是今天更甚于古人。
这可称为“占筮引用《周易》文辞及空打《周易》旗号占筮流派”。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段里的两种称法。
先秦时期的春秋,是占筮引用春秋《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的时期。
而自汉京房建构“八卦纳甲”筮术至到今天,在算卦上不在引用今本《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可已然打着《周易》(或《易经》)的旗号,而应用的是八卦纳甲筮术。
这样就可称为:春秋占筮引春秋《周易》文辞流派;现代空打《周易》旗号算卦流派。
第三主流是以象数及结合《周易》文辞注释《周易》义理派,这可简称为象数义理派。
自《易传》到后封建社会里的王弼、程颐等至现代的黄寿祺等重多的《周易》注释本者,都是以象数并结合《周易》里的文字字义,而对《周易》进行义理解释,这是相对把《周易》当占筮说的主流派,也是历史上“易学”的主流派。
而历史上并没出现所谓纯义理注释《周易》一书的。中国的“易学”史实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学术史。在以“象数”释解《周易》的历史过程里,也有所区别。即运用“象数”释解《周易》是孰重孰轻的区别。但总体都不离“象”、“数”去解释《周易》。这一历史现象中,古与今在以象数解释《周易》一书也有区别,即“训诂”与“注译”的区别。在整个的后封建社会里只有“训诂”式的注释《周易》,而没有译文《周易》一说。而现代以来只有注译式的《周易》版本,而没有古代的那种“训诂”式的注疏本《周易》了。但都或多或少的都不离象数而说《周易》。
还有一个现象,即今与古也有所不同,古代在以象数注释《周易》一书的义理时,在理论上是双重性质的看待《周易》。唯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时不涉及《周易》性质的理论,也把《易传》里凡带“卦”称的的《易传》文章排除在外而不做注。唯王弼例外,古代凡对《周易》注释的象数义理者没有不认为《周易》有占的功能,这是受《系辞传》的影响,更是今本《周易》结构形式影响所致。古代虽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以训诂式把《周易》注释发挥为封建帝王时代里的义理思想。但理论上确把《周易》做双重性质看待。即是说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的一面,而在对《周易》的“训诂”全是帝王时代里的义理阐述,并不显占筮内容的这一奇特现象。
而现代以来,注释《周易》者,从理论上不再与古代人那样看待《周易》是双重的性质标准,而定性为“卜筮之书”的一种性质标准了。这是当今学术界上的主流认识,我们前面所举例的名流大家,没有不认为《周易》不是占筮之书。但现代以来对《周易》一书的注释上不同与古代的“训诂”方式。而对《周易》里的文字,做直接的注解,虽加杂有一些“象数”之说,但“象数”之说与古人相比不为主要,主要的是真对《周易》里的文字句子,做注释或译文。但还没一部比较接近《周易》原创的思想内容的译注本《周易》来。这又是一种奇特现象。理论上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的今天,而注译本《周易》里看不明白是讲占筮的内容,与真正卜筮之书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回事。古今这两种对待《周易》一书的怪现象就自然而然的发生着,也被学术界里接受着。
这里说古代理论上对《周易》一书是双重的性质标准看待,而对《周易》的注释上是以“训诂”方法进行,一“训”就偏题,从《周易》里“训”出的是后封建社会的道德政治观念。
而到了现代的社会里,反把《周易》从理论上做单一的为卜筮之书的性质说,而对《周易》里的文字注释翻译上没有注释出卜筮算卦上的内容来,通过对《周易》里的文字直接注释与译文,多多少少看到的是在讲述一些道理,而一些译注《周易》的书籍里某些简单的译文还比较接近《周易》里的原创时的哲学思想。
以双重性质说《周易》的古代,以象数注释《周易》,而“训诂”出封建帝制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而以“卜筮”性质说《周易》的今天,反而注译《周易》里的文辞,逐步接近《周易》文辞的原创哲学含义。能不认为这是古今《周易》学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么?那么,为何那些研究机构与研究《周易》的学者,视而不言呢?
综上,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不外三大主流说《周易》者。
从三大主流说《周易》,解《周易》,引用《周易》来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已然是偏重于义理学说。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一直把《易》作为经首地位并没有动摇过的根本所在。后封建社会里看重的正是义理的《周易》,而不是筮卜《易》。当然后封建时代里并不排击占筮批命的习俗文化。虽然古代里无论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还是以象数解《周易》义理,但多是“跑题现象”,那是传统“训诂”方法的时代所致。但毕竟从义理上解释《周易》与把《周易》当筮卜看待是不同的两回事。
那么《周易》一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这正是笔者要论证的主题。
笔者认为《周易》是哲学,从其内容来看是一部政治哲学。从时间的产生来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学。
笔者把《周易》定性为一部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学,是关于封建社会里的政治学说(这里说的封建社会是与后封建社会不同的那个西周后期的封建社会)。是为“君子”(西周分封下的诸侯、贵族)们讲述“修身、齐家、治国”的政治道理。按现在哲学上的分类,应属政治哲学。
笔者说的《周易》哲学,与古今围绕今本《周易》阐发出所谓的“义理”或“哲学”不是一个内涵。笔者说的《周易》哲学,是揭示了《周易》原创内容的真实哲学思想。所以笔者的说法与笔者前面总结的历史古今对待《周易》之说之用的三大主流都不同。但正是笔者从历史古今形式的三大主流说《周易》中所总结得出的启示与证据。
笔者即认为《周易》是哲学书,就要论证其哲学内涵。
笔者即认为《周易》不是占筮之书,就要论证《周易》为何被史巫用于占筮的成因以及八卦占筮与《周易》的混淆所批断人事吉凶的根本理路。
笔者即认为《周易》不与象数有关,就要论证象数说《周易》的历史成因与错误习成。
总之,笔者认为《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是有立得住脚的充分根据的。不是空泛的一些理论,而都是通过实质的内容来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要从下面一一的让事实说话,来证明《周易》是一部哲学书,而不是占筮之书。也不是古今“易学”上的那些“象数”说法。也不是古代“易学”上阐释的那种“义理”内容,更不同于今人说的“阴阳八卦”、“太极”、“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说法。笔者所说的《周易》哲学,不是从《易传》及“易学”里求得的哲学思想。而是从《周易》原创六十四篇文章中所得出的哲学思想。是剥离了”繇题”及”九·六爻题”被改造的《周易》。笔者所得出的《周易》哲学是要从以下事实中求证出的哲学,即《周易》与“画符号”说。《周易》与占筮说;《周易》六十四篇文章译文与解说;《周易》哲学思想解读。通过这一系列的内容,以证明《周易》是一部哲学书。所以笔者的《周易》哲学是一个前无古人说法与内容。是对前人的突破与重大发现。但笔者是综合了古今各种各样《周易》说法上的启示与突破。这种突破是指“易学”上的突破,而不是《周易》上的突破。这种突破旨在恢复《周易》原创文章的本义而已,不再让《周易》神秘下去,也不在让《周易》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下去。也不再让西方人跟着我们对《周易》一书的错误认识,而误解《周易》。
本篇小结
从《周易》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周易》这部政治哲学书籍,在传承过程被巫史篡改成“六繇式”(春秋文本《周易》)到“六爻式”(今本《周易》)的卜筮形式后,其后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特别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后,形成了《周易》文化的两种传统。一种是发扬《周易》文辞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另一种是继承了占筮的迷信形式,把《周易》当成占卦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义理)的领域,即儒家“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术”(数术或占术)的领域,即八卦算命的传统。这种分化,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学”的传统,始于《大象》作者,继承者孔子。孔子读《周易》,取其义理之义,继承发扬了《周易》里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孔子提倡人道,排持神道,倡导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孔子视《周易》为改过迁善之书,认为学习《周易》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和道德境界。
帝制时期编篡的“十翼”,其中的一些篇章,既继承了先秦儒家对《周易》义理学术的传统,也继承了先秦把《周易》当做占筮工具而进行其筮术的理论,并开始使《周易》学术走向神秘化。
汉代,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研究《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问,称作“易学”。其特征是:依据《易传》对《周易》的解释,即“亦筮亦理”的对《周易》进行阐释,而“易学”越来越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虽然传统“易学”使其《周易》越来越神秘化,但传统“易学”,所对《易经》(即《周易》加《易传》)探讨和阐发出道德政治学说,这一传统,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在“易学”史上,大多数的易学家并不是对《易经》作占筮算卦的解释。
但是,自春秋(以《左传》一书记载)时期,史巫“以《周易》筮之”而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神道工具,以至于至今在人们心目中烙下了《周易》是卜筮之书的印痕。
到了汉代,伴随着经学的确立,《周易》和“十翼”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无论上层与民间,也不再以《周易》里的文辞作为卜问吉凶的依据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是各种“易侯”占术,而最终形成以京房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之术为主流。从而形成了《易经》文化上的“八卦术数”派。这一派对待《易经》的态度是:一不诠释《易经》,二不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义理,只是打着《易经》来占卦算命。在汉代,《易经》文化中的八卦算命派,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行业,已与“经学”家是同途殊归(即打着《易》文化,而与“经学”之《易》不是一回事)。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一类的著作列入“数术”类,同经学和子学的著述区别开来。自汉代以来,研究《易》(即《易经》)的易学,一直与八卦筮术截然分开,两者所研究上的区别是很分明的。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周易热”中是鱼龙混杂,那种打着《周易》或《易经》的旗号而行八卦纳甲算命骗取钱财的行当又沉渣泛起。一些教授、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算命的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大批的算命从业者,打着《周易》或《易经》‘预测学’的旗号下,兜售神秘主义,宿命论,并成为街头算命先生和各种江湖术士的精神支柱,这与现代社会进步是格格不入,同时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是理性与科学,而不是愚昧与迷信。《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周易》的本义,在于哲学思想,而根本不是什么算命之书。应继承和弘扬孔子理性的《周易》学术传统,而抵制各种愚昧迷信行为,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继承《周易》这一珍贵的哲学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为其民族文化自信,应让更多的世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周易》,认识我们最早的古代里也有理性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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