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六篇(二十)(1 / 1)
3、解读《左传》记载的最后一则筮例
《左传》里记载的最后一个筮例,是记载在《哀公九年》,阳虎用《周易》占筮得到的《泰》之“需”。这是为主子出兵打仗一事而占筮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一筮例的解卦方法,就知道了占筮的非理性。
《左传》里记述的前后两筮例,有一个共同点,是先卜而后筮。看来当时卜与筮是交互使用。我们且看《左传·哀公九年》里记载的一占一筮案例: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
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
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们把这一段内容译成今文来读一读:
“晋国的赵鞅为救郑国而问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兆示。这占卜者是史赵、史墨与史龟三人。
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以攻打姜氏,不利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则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
史墨说:‘盈,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能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这兆示叫做河水溉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阳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说道:‘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与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呢?’于是晋国就不出兵救援郑国。”
《左传》里记述的这一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是发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后在晋卿内部争斗中,逐步掌握权力,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进入历史上划分的战国的时间段)是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诸侯国间已然是战争不断,这年齐国要攻打鲁国,春上齐国派人到吴国辞谢出兵,而吴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这时郑国有一位宠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没有地方可以分封给他。这位宠臣提出了一个方案,取之于外国,郑国国君就答应了这一主张。所以郑国出兵包围了宋国,目的是要掠夺土地。郑宋两国开战,但郑国却吃了败仗。到夏季,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到了秋季吴国为了防御楚国的进攻构筑城防。这时晋国的赵鞅,也想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郑国。在出兵救郑一事上,先用占筮来看神示出兵的吉凶。这就出现了先用卜后用筮这两种问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后果。
郑国挑起战火,反而吃了败仗,又被宋国出兵攻打着。为何晋国要出兵救援郑国呢?春秋末年,晋、齐、楚、秦、宋、吴、鲁都是大国,也都想争霸于诸侯。而像陈、郑、蔡等属于小国。郑国是在晋国的南面,楚国的北面,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宋国又在晋和郑国的东面。现在宋国进攻郑国,若郑国有危险,晋国就会暴露在楚宋两个大国的前面,从战略上对晋国来说是不利的。郑国有危险的话,对晋国来说这叫唇亡齿寒。所以晋赵鞅要考虑出兵救援郑国。但在迷信的国度里,人们并不相信自身,即不想信自身的判断思维能力,而相信神灵。按贯例遇事先占卜,听信于鬼神的说法。赵鞅就让先用占卜,出现的兆示是“遇水适火”。
《左传》里并没有交待是用乌龟还是什么骨头占卜,也没有交待占卜的过程方法,这些都省略而没有记载,只记载的就是“遇水适火”的说法。大抵这不外是龟占,经过宰杀,烧灼,看甲壳上出现了纹路。史巫就从龟甲上出现的纹路看所谓神的兆示。但那些纹路像什么是有巫史的认为了。
这一次却烧灼出的是“遇水适火”兆示。在《左传·哀公二年》里就曾记载,赵鞅听从阳虎的计谋,要袭击郑国人护送着齐国人运送给晋国范氏(与赵鞅同为卿的地位)的粮队。也是在出兵前要看占卜是个吉凶如何?来决定是否出兵。可是那此确把乌龟壳给烤焦了。这说明用龟卜,是把龟甲放到火上烧烤,看出现在甲壳上的纹路变化,有巫史来判断出所问事项吉凶的所以然来。
赵鞅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邻国郑。也是先用龟占来卜问吉凶,不过这次巫史把握着了火候,烧烤出了像“遇水适火”的兆纹来,赵鞅就问专业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别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纹煞有介事与出兵援郑之间做出行与否的回答。一个叫龟的卜史先来解释说:“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龟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示,而推理出伐谁,不伐谁的吉凶结果来。这里的沈阳不当现在的沈阳市的地名讲,“沈”当“沉”讲,“沉阳”就是指阳火下沉来讲。这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里推论的。因为“水流向火”,这大水一来,阳(火)就不沉下去吗?水来火灭,这符合生活里常见的现象。不过这从龟壳上看出来的一种象征,能跟现实中出兵救援郑国之间产生关系么?这是那跟那,本是不挨边的事。可如此的就生拉硬扯的给联系到一块了,岂不是十分荒谬吗?史龟的讲法是“可以兴兵”,但不是去救援郑国。而是转变到了“可以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的结论上。这又是如何看出的‘天机’呢?史龟对主子赵鞅占问出兵援郑可行于否,无非牵涉的利害关系之间,是齐,楚,吴,宋。自然会联想到这几个国家来解释龟“象”了。这正如有一句名言说的:“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的道理。而史龟所谓从卦里看出的‘天机’,倒不如说是从所占问事情的现实现象中分析出的利害关系结果,而转换说成是神卜中的兆示。这正是中国术数里的‘天机’奥秘。史龟从“龟兆”联想到现实之间谁与其符合,来联想其吉凶。即通过“水”与“火”的象征,得出结论,伐谁与不伐谁的结论来。就是根据水与火的常识性认识来比类联想所占问的人事。且不说用的是抽象的‘水’与‘火’,跟两个现实之国间,能否产生出因果关系。就这“水”与“火”两种现象在生活里所见到的也非是一成不变的水灭火的现象。总之史龟得出的结论是:“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这结论是将“水”、“火”往齐、宋的头上套。通过“遇水适火”,就可算出可行于否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悲与可怕,把国家百姓的命运当儿戏。我们前边已讲过,齐国是姜氏之间。“利于伐姜”,在这几个利害关系国家里一联想就想到齐国了。那子商与宋有何关系呢?宋国就是子姓。宋国的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商的旧部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建都商丘。这就是子商的来历。子商就是指宋国。这样就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联系到齐宋两国。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伐谁不伐谁,得联系上谁是水象,谁是火象。史龟又一联想就联想到,姜姓是“火”。而子商是“水”。这里的“适”是简化字,而末简化前是“適”(di)。“適”通“敌”字,其意是“抗”。也就是水能胜火的意思。至于姜姓为何是‘火’,宋是“水”,后面有分讲。只要得出齐、宋谁是“水”,谁是“火”,那么不就知道伐谁有利与伐谁不利了吗??这正是通过龟“象”而套在所问的人与事的头上的一种认识论。把象征的“水”与“火”往有利害关系的诸侯国头上套,让问卜者不能不相信。取象成为了“因”,自然就能求得出“果”来。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无论是龟骨占,还是八卦筮卜上的认识观。也是传统上的象数哲学与易学观。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思维方法。卜可以这样推论,卦也可以这样推论,而且推而广之到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也是这种推论。这就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古人认为的“因”与“果”之间能否成立。古代可没有人出来做出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虽然在春秋末期孙武写出了《兵法》一书。《兵法》里反对在战争中“先知不可类象”,即预知战争的敌我胜算情况不可用占筮取得(因占筮问卜吉凶,就是通过类象思维方法取得)。“先知不可类象”,这正是理性的思维结果。《兵法》里的军事理论正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从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类象。孙武反对“先知不可类象”的军事理论同样适应于军事之外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孙武提倡的“先知不可类象”的观点,终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类象先知反而在后封建社会里是越演越烈,至到今天,八卦、八字,风水,择日大有复兴之势,然而这些内容,无不是以类象而妄想”先知”事情的吉凶结果。无论战国时期的“八卦”取象,还是今天的阴阳五行生克的类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类象之说套在人事上,想得出个”先知”,”先觉”,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们看到这先秦的龟占或是筮卜都是错位联想,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联想在一起。史龟看到龟甲被烧灼而出现的纹路,认为是“遇水适火”的兆示,就联想到齐国与宋国的头上,一个是“水”,另一个是“火”。至于史龟如何得出齐国是“火”,宋为“水”。听听后面还有两位卜史的说法,就明白了。
史龟说过自己的看法后,史墨接着说:“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史墨也认可这次龟**的兆示是“遇水适火”,并推论出的结果与史龟的说法相同。史墨的说法,也回答了前边史龟如何得出的齐为火,宋为水的根据。姜姓是炎帝的后代,炎帝为火师。齐国是姜姓的国家,齐国也就为“火”了。而“子”是水位,即水的方位。宋国是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是子姓。天干中“子”的五行是水。水的方位,规定是北方。所以宋国也就是“水”了,这都是有”兆象”而通过联想得出的结果。龟兆上是“遇水适火”(这是类似一句龟占辞)。水能胜火,自然就推论出伐姜则可了。这两个卜史官,都把主子要问的出兵援助郑国之事闭口不提,而转到出兵齐国是何道理呢?即要与一个大国无端的去开战,也并不一定得到郑国感激,这是何苦呢?大概就是看到龟占兆象是“遇水适火”,只能联想到齐、宋两国,无法联想到与郑国的缘故吧。从这一次龟占要无端引发起晋、齐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卜史官手里可操握着生灵涂炭的大权,着实可怕。
史墨所得出的“盈是水的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这里的“盈”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盈的水地名。至于“子”是水的方位,这说法表明战国时期,五行里已按排进去了方位说。并切也已有了五行生克学说,这就很值得质疑《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筮例的真实性,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篡写进春秋的筮例中去了。“子”在地支中,就是代表北方的方位,北方又代表水的五行。史墨以五行中的相胜说,所以就推理出“伐姜则可”的结果来。出兵不出兵关系着一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而用这种游戏般的占卜,其结果不是很可悲的行为吗?发生战争是悠关国家命运之大事,不说交给人民去决定了,而且也应有决策机构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而决断。却交给卜史,通过龟占看兆示来决断,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左传》里记述的占筮例子,大多是诸侯国间的战争决断,还有诸侯王室里的重大人事问题的决断。东方人采取这种决断方法,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龟占到八卦筮卜,与巫术又有所不同,看起来很有‘学问’性与‘推理’性。正是这种“伪学问”,“伪推理”,迷惑中国人几千年,古今多少人把这种筮术当成学问去研究与学习。当然中国术数发达,正是王权专制下的产物。辩证思维与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与王权专制相背离的,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正是那种似神非神,似巫非巫的中国数术,才是漫长的王权专制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窥视”天机”,”先知”命运吉凶,为专制社会里不平等下不幸的众生,消解了怨恨。也就听信于命运的安排,也就认可了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也就认为是天道自然的结果。所以比类联想推理是专制长期制度下形成的思维方法,这是同文字狱,株连法是共生共长的群落现象。
在春秋时期用比类联想推理思维方法来决定国之大事。史墨通过水名与方位相当,而联想到宋国是不能伐的结果来。而姜姓是炎帝之后,炎帝就是火师。通过“水能胜火”的五行生克理论,就推理出攻打姜姓之国则可以的认为来。若是推论人事上,此人可用不可用,可杀不可杀,烧一次龟甲,还是起一次卦,就能推论出个结果来。这天下可真是没有公理了。社会还有何可遵循的准则呢?
好在,也正因《周易》一书的出现,开启了先秦理性的儒学之门,孕育了孔子儒学的成长,也由此而启蒙了战国的百家争鸣。也因此而扼制了非理性神巫文化的泛滥。到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文化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先秦时期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前后封建时代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神巫文化没有了市场。但随着儒家王权思想的上繁荣昌盛,而新的神秘文化思想却应运而生。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伴随着帝王制度在中国大地已不可逆转。孔子的易学思想被埋葬,而假托孔子的《系辞传》,却把《周易》给筮术理论化,从此庶蔽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帝王专制与神秘文化结伴而行,一走就是二千多年。
这话说的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史墨的推论。史墨说的炎帝是火师,为何能与姜姓联系到一块呢?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姜姓部落最早生活在歧山的一条名叫姜河旁。前面讲《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时已知姜尚是神农之后,齐国是姜尚的封国。炎帝是火师,不就联系到齐国属火了吗?这“水胜火”,不就得出伐齐则可的推论了吗?“炎帝为火师”,是传说中炎帝以火为象征,自为火师。《左传》昭公十年里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以火记事,而以火名官。后把炎帝称为火德王。自然炎帝为火师了。
那么,齐国姜姓又是炎帝的后代。齐国在卜史者眼里永远将被烙上“火”的印记了。史龟与史墨都把“火”性套在齐国头上。这些卜史也够有学问的,把火与齐国联想到一块,水一来,火就息了。所以就推理出伐齐国就能取胜,伐宋国就有凶险。想想这种推理,是那跟那的事,却硬是拉到一块里来。而《左传》一书还被后来帝制时代奉为经书,并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界,想起这些就倍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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