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七)(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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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对《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之句,做简单的举例分析。我们已知《周易》一书除了极少篇章没有运用比喻外,而绝大部分的篇章中是运用比喻来推明事理。而且还有不少篇章,通篇就是运用比喻,象征来论证事理。这就体现出《周易》一书文章论述的特征——比喻说理。为何《周易》一书同《诗》里的诗歌那样,而用“比兴”手法,这为理解《周易》哲学的认识方法提供了思路。即《周易》为何是运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突出表现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不是修辞手法,而是传统的思维方法,即比喻推理思维方法。那么什么是比喻推理呢?为何《周易》一书里的比喻比比皆是呢?
李先焜先生认为,比喻推理,既不用于修辞手法的比喻,也与逻辑类比推理有别,比喻推理的特点是:
a前提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比喻,结论(被比喻)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事理。
b比喻和被比喻者都相应的复合判断,具有理由与推断的内在联系,而且两者之间能概括出一个共同的一般性原理。
c比喻推理的作用是以浅喻深,增强知识能力和文章的说服力。(《逻辑学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显然中国古典哲学(先秦诸子哲学)里运用比喻目的不是处于修辞学,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多用生活的事例、自然现象等,来比喻所要表述的思想观点。如成语“假途灭虢”里的事例,就运用的是比喻推理。
春秋,晋献公想借道虞国去讨伐虢国,就送给虞国国君美玉,宝马。虞国国君就答应了晋国的要求,而虞国的大臣宫之奇阻之不能借道给晋国,宫之奇谏道:“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於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持而势也,若假有道,虢朝之而虞夕从之矣”(《淮南子·人间训》)。宫之奇用车子的车身与轮子的关系比喻虞与虢两国“相持而势”的关系,一旦虢灭亡,那么虞也就跟着不存在了。这是比喻推论出两国共存共亡的关系。这种比喻推论事理确是浅显易懂,用鲜明具体事情推论抽象的事理。这种比喻推理是比喻说理的深化。而《周易》里的比喻更具体的说应是“借喻”或“隐喻”式认识方式。
研究者表明,原始思维由低级到高级可大概为三种,实象(实际动作)思维,表象(具体形象)思维和类化抽象(意象)思维。而联想性借喻是意象思维的方式之一。
那么如何认识理解联想性借喻呢?
“联想性的借喻,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是通过联想把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借比喻,以明其意,对于事物的一些比较抽象的属性,关系及其对人的价值等等,无法用形象性或象征性来表述。为此,原始先民在思维过程中又创造了一种借喻的方式,使人们能够借助某种类比意象,进而联想到另一种对象,从而使自己在思维认识过程中,能够摄取和把握一种新的信息。比如借手镯表示“有”,接口中嚼物表示“真”,借用有毒的箭头表示“恶”等等。
借喻是联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它能使观念中的意象由此及彼,互相沟通中有一个过渡,在思维中,借喻比象征性的会意间接性更大。因此,通过借喻来交换信息的双方,都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借喻的出现,使原始人能够借有形的东西去把握无形的东西,借可见的东西去把握不可见的东西,从而使原始思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跨步的向前迈进了。因此,拉法格认为,借喻是抽象思维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正是在借喻中,对象的属性是在同另一事物(标准事物)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这是对象其属性开始分化的起点。也是抽象思维的最初萌芽。”(《思维发生学》张浩著)
从以上而知,借喻是原始思维的高级形式,借喻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还不是抽象思维。那么《周易》里的比比皆是的比喻,无疑是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了。通过联想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借比喻(借喻或隐喻)以明其意。这岂不是《周易》一书的特色么?如《周易》第一篇文章《乾》,这是借“龙”喻“君子”。以“龙”的几个不同变化过程,以喻君子为政的诀窍。
如《履》篇是借老虎比喻君主,“君子”为政如同跟在老虎后面,这就是“履虎尾”,这是用形象的比喻揭示政治道理。
如《剥》篇是借“床”的剥蚀损坏,喻政治逐步走向衰败的现象。
如《井》篇是借“水井”喻养民的政治道理。
如《鼎》、《震》、《丰》等,都借自然现象或物来喻政治道理。
《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如前面所举例,运用比喻说明政治道理是比比皆是。为何《周易》一书里如此之多的比喻呢?
经中外专家研究表明,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的逻辑思维三个基本的阶段。
直观动作思维是思维结构的最初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直观性很强,概括性极低。原始人的思维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的实物形象。如用肢体动作表达意思。
原始思维的具体性和形象性,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原始语言缺乏抽象的形容词上,原始人往往只能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事物,原始人只能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比喻说明事物的性质。原始人对任何具体事物的描述都是形象生动,他们常常用明喻或借喻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表象思维阶段,原始人的思维是具体和形象的。原始人进入初期的抽象思维,摆脱不了对“象”的直观。在形象思维活动中,经过各样的形象活动产生了意与境,形与神。
意象是由表象概括而形成的意识中的理性形象,他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形象的表象,而是二者的结合。
文明人的思维活动可以从意象上升到概念,原始人则只能对意象进行类化。
所谓“类化”就是根据许许多多“象”上的某些相似性,对各种意象进行的初步分类整理,从而整体的或部分地揭示思维对象的某些特征,其结果就形成了类化的意象。
原始人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类化意象及意象的拼接活动,来进行初级的抽象思维以把握周围世界。(《思维发生学》张浩著)
由此观之,《诗》或《周易》,以及先秦诸子之学的思维方式没有突破原始思维。先秦诸子哲学突出表现在及其重比喻,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事理。而先秦的“八卦”学,则是类化的意象思维,先秦的思维方式还没有突破原始思维而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
《周易》的思维方式是比喻思维,这是原始思维无疑了。无疑《诗》的思维方式同理是原始思维表现。即使春秋战功时期的儒道等诸子思想学说,作为东方古典哲学与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被统称为“轴心时期”人文思想,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确实“轴心时期”东西方产生一场精神运动,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由此形成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这差异在于思维方法一方是突破性的,而另一方是连续性的。古希腊进入古典时期的哲学,已突破了原始思维,而产生了抽象的逻辑思维。而中国这一时期(先秦))的哲学思维则是一种原始思维的延续,还处于形象,比喻及类象思维中,并没有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自然没有产生出像希腊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东方中国的《论语》、《孟子》、《庄子》等还在用比喻或寓言在说明事理,而《易传》似乎进入了类象思维,把世界万物给囊括进八种物象(类化)里,用八种物象类比世界万物。以至于后来的阴阳,五行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律,成为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模式或套子,一切事物均可套进阴阳五行的套子里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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