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五十四)(1 / 1)
卷三:忧患意识为政观
第一讲:《周易》的忧患意识
第四节
《周易》第十八篇《蛊》文里说:“不事王候,高尚其事。”
第一个“事”,是指“谋取”,“从事”之意。“不事王侯”:是指不去谋取王侯这些显贵的位置。第二个“事”,是指父亲的事业。即继承的事业。“高尚其事”,这里的“高尚”,不同于后来所指道德情操上的含义,这里还不能当成一个成语来解释。这里的“高”,是指敬重,看重。而“尚”的意思是崇尚,尊重。“高尚其事”,就是说“敬重与崇尚所继承的父业”。这里的“其”,是代指父亲的事业,这才是“不事王侯”的目的与根本。
《蛊》文是围绕着子承父业,不可学母亲所从事的事情而作出的论述,已显示了西周时期男女做事有别的社会意识。“蛊”的本义是指害虫,而本篇里是指子承父业。从最后一段内容来看,“不事王候,高尚其事”,是奉劝君子不可谋取王候显位的忧患意识。
《周易·临》篇讲述的如何治国理政的道理,其中无不凸显着忧患意识。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说“治国安民处理的得当,是大而亨通并有利于向前发展的事情,若不重视这些,事情就会转化,就面临凶险。”这是一种政治忧患。如何消解这种担忧,作者指明了如何去治国理政。
《周易·观》:“观我生进退”。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这是让“君子”观察认识自己治下的生民,才能在政治决策上知进退。
《周易·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又是一种政治忧患。“丰硕的果实不能食用,被当官的占有,而劳动者已将没有存身之处”。
《周易》每篇都是凸显着忧患意识,其忧患的文句也不胜枚举。而《坎》篇可谓忧患意识特强的文章了。其忧患意识不单其对“君子”而讲,而且对人生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今天已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我们再把《周易》“坎”篇的原文及今译附下:
(原文)“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习坎,入于坎窞,凶。坎有险,求小得。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系用徵纆,寘于从棘,三岁不得,凶。”
(译文):“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爱,维系着这种心思意念,就通达顺利。这种品行就可超然人生的坎坷不平。通晓人生路途的坎坷艰险,一旦进入陷阱,就很不幸。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险阻,应求小的获得(不可贪婪)。行走在这人生的坎坷路途,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入陷阱,也就无有能力所用。一尊酒,两器具的食物,用瓦器装存,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处。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圆满平坦,既有山丘,也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待用绳子拴着,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狱,三年不能获释,那就凶险了”。
《坎》篇虽有几十个字,可包含了人生命运的深刻哲理,不亚于一部《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给人世讲述了封建帝王社会里人生大悲剧,是一部不朽的伟大文学作品。若要从人生积极意义上来看,《红楼梦》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而《周易》一书从积极的一面看要高于《红楼梦》的思想性,高于《红楼梦》就在于《周易》里既无天命观,又无迷信思想,《周易》既是一部充满着忧患意识的书籍,又是一部非常理性的哲理书籍。
人类社会的脚步没有停止,是在不断地前进与进步着。但人生里的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有的,并不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如生老病死,及要经历的各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如《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在西周时期哲人就有了高度的认识。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生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没有了,相反更应当具有。几千年后的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生面对着自然与社会的灾难与危害并没有变化掉。虽然今天的人生能够得到社会的一定支撑,但今天社会里的人生就可丢掉忧患意识了吗?而是已然应当保持人生忧患意识,特别是在这市场经济,金钱化日益趋向主宰人生命运的社会里,人更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我们的先哲,给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周易》,《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里的忧患意识,类同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只有对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才会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而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不断的完善,修正自己,而更好的安排人生。
在人类的哲学史上,可为我们是最早进入理性文化时代,这竖起人类最早的理性大旗,当是《周易》作者,早于古希腊古典哲学几个世纪,一部《周易》标志了人类开启了理性大门。
《周易》里特强的忧患意识,并非同西方宗教里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爱民),去掉了“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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