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六)(1 / 1)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一篇:两汉”易学”评论
第四章: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的时代环境
第二节
《汉书·京房传》所记皇帝让京房到地方一郡去搞他提出的政治主张,京房自感觉离开皇帝,就产生了恐惧,在离开皇帝去任上之前和路上所上给皇帝的密奏。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到陕地,又上奏说:“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日甚,唯陛下勿难还臣而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所上“封事”里满纸尽是阴阳、卦气、天象、灾异学说上的术语,给皇帝上奏章是满嘴的阴阳灾异之说,以陈述其政治观点。也不知皇帝能否看懂他的密奏里那些说法,这正是汉“象数占验易学”的影响结果。
《汉书》里记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看来皇帝也受其阴阳占候的影响,而深信不疑。京房正是以”术”得到皇帝宠信的例子,汉帝国里的阴阳占候术数能不勃发么?
不过汉朝没有留下如先秦那样的释解《周易》的文章书籍。京房虽有号称《易传》文章,可从《汉书·五行志》里看到那是讲阴阳灾异的东西,并不是解释《周易》一书的内容。
《汉书·五行志》里记有大量的《京房易传》,我们现抄录一些虽标称《易传》之名,看是如何的传“易”之说呢?
“《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卧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也,知时而伤,或从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
“《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
“《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等’”。
“《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
“《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
“《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从《汉书·五行志》里所看到的《京房易传》,不同于释《周易》也叫“十翼”的那个《易传》。这京房《易传》尽是讲“妖占”的东西,与“星占”属一个体系。“星占”是以天上的“星象”,来解释人间的“政象”。而京房的《易传》内容所反映的是看大自然中的反常现象来对应政治现象,这也是时代里的”天人感应”学说下的”实证”。《京房易传》虽名字称《易传》,实与释《周易》的《易传》是两回事。虽然所称《京房易传》,但内容不是解释《周易》的,而是妖占言语,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属妖言惑众的东西。
而到东汉又是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所谓“谶”,是术数占验预卜吉凶的隐语,它既有文字,又有图,所以又叫“图谶”;所谓“纬”,是衍经书的,即对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解释。
《后汉书》里称:“是时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甚至于“光武避正殿,读谶坐庑下,浅露中风苦咳”。
这光武皇帝,读起谶纬这些神秘的学说,到了何等的地步,要比孔夫子晚而喜《易》,韦偏三绝还要用功,这样自然是上行下效。皇帝读占验神秘之学如此用功,而底的儒学者,能不呕心沥血的去发扬光大术数占验的理论与研究么。
而东汉还有一位被现代人大赞与称颂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可是与他的著作《论衡》一书里宣扬的“命理”学说不相称。正是王充为后世命理学说理论的鼻祖,你若不信可研究《论衡》一书,再结合唐、宋、明、清的八字命理书,就明白了王充《论衡》一书的实质内涵了。可以说王充阐述的“命定”学说,为后世八字批命,替代八卦批命,立下了“不朽的贡献”。而正是八字命定之说,把国民进一步引向愚昧与深渊,也把国家引向深渊。应当对王充《论衡》一书里的“命理”学说给于揭露与批判。
而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在汉时期因阴阳灾异”易”说而销声匿迹,讲阴阳灾异讲的过了头,也把汉帝业讲到了尽头。
汉代象数占验筮术的勃发,正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从“天人感应”(先秦天命神学的深化)到“谶纬神学”思想下的产物。
汉代儒学中的神学思想来源于古代的原始巫术迷信,及战国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秦汉之际的方术思想。汉代儒学神学化产生于汉武帝时期,经过东汉谶纬神学的发展,最终在东汉章帝时期完成。
为适应汉武帝皇权专治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既发展出“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君权神授论;又吸收“阴阳五行”思想,神化封建等级秩序。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被发展为谶纬神学,并得以广泛应用。
阴阳、五行既成为帝制时期里”术数”的伪理论根据,又是帝制时期里”术数”上的使用工具(《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凡是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以行占卜之术的,皆纳入术数范围。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八字批命、拆字、起课、堪舆风水、择日等等)。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无疑成为帝制时期里人们迷信”术数”的动力之源。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上天与人间是相互感应的,也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传》)的理论体系。
如皇帝去泰山封禅(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就认为会感动上天(帝神),给地下降福祥(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均去过泰山封禅)。如民间人们求雨,认为上天感应就为人间下场雨。
进入帝制时期不但不反对占卜,而且更是张显了”天人同构”的神学思想,已不再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反对占卜迷信思想,帝制里不需要理性,更是排除真实孔子的”易学”理性思想。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正是两汉时代里”天学”(天命神学)风气环境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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