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十一)（2 / 2）

在春秋时期用比类联想推理思维方法来决定国之大事。史墨通过水名与方位相当，而联想到宋国是不能伐的结果来。而姜姓是炎帝之后，炎帝就是火师。通过“水能胜火”的五行生克理论，就推理出攻打姜姓之国则可以的认为来。若是推论人事上，此人可用不可用，可杀不可杀，烧一次龟甲，还是起一次卦，就能推论出个结果来。这天下可真是没有公理了。社会还有何可遵循的准则呢？

好在，也正因《周易》一书的出现，开启了先秦理性的儒学之门，孕育了孔子儒学的成长，也由此而启蒙了战国的百家争鸣。也因此而扼制了非理性神巫文化的泛滥。到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文化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先秦时期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前后封建时代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神巫文化没有了市场。但随着儒家王权思想的上繁荣昌盛，而新的神秘文化思想却应运而生。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伴随着帝王制度在中国大地已不可逆转。孔子的易学思想被埋葬，而假托孔子的《系辞传》，却把《周易》给筮术理论化，从此庶蔽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帝王专制与神秘文化结伴而行，一走就是二千多年。

这话说的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史墨的推论。史墨说的炎帝是火师，为何能与姜姓联系到一块呢？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姜姓部落最早生活在歧山的一条名叫姜河旁。前面讲《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时已知姜尚是神农之后，齐国是姜尚的封国。炎帝是火师，不就联系到齐国属火了吗？这“水胜火”，不就得出伐齐则可的推论了吗？“炎帝为火师”，是传说中炎帝以火为象征，自为火师。《左传》昭公十年里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以火记事，而以火名官。后把炎帝称为火德王。自然炎帝为火师了。

那么，齐国姜姓又是炎帝的后代。齐国在卜史者眼里永远将被烙上“火”的印记了。史龟与史墨都把“火”性套在齐国头上。这些卜史也够有学问的，把火与齐国联想到一块，水一来，火就息了。所以就推理出伐齐国就能取胜，伐宋国就有凶险。想想这种推理，是哪跟哪的事，却硬是拉到一块里来。而《左传》一书还被后来帝制时代奉为经书，并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界，想起这些就倍感可悲。

史墨说后，第三位史官，也看了龟兆，认同是“遇水适火”的兆示。史赵也发表了自己的高论：“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

前面已有两位同伙都说的结果一样，而史赵也不引经据典，直接来个龟象上的比喻。这龟兆“像河水涨满，不能游泳”。既然水大的不能游泳，而水又是指宋国了，那么就不能得罪宋国，落脚点也就是不能救援郑国。救援郑国，就是向宋国开战。这三位卜史所得的结论基本一样。前面两位卜史虽然没有直接说援不援郑国，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宋国是水，齐国是火，水能胜火。若派兵救援郑国，就是与龟象里的涨水对抗，不会有利的。而到史赵直接点明，援郑是不利的。而不过史赵的理论根据是水大不能游泳。宋国是水，也就看作正是水势强大，援兵郑国，就是与强水开战，能有利吗？赵筒子听了三位卜史官的话，就是想出兵援郑，以免出现唇亡齿寒的结果。可龟占已得到”神启”，自然也不敢违背已显露的”天机”。而郑国国君也想给宠臣一块封地，但已无地可封，只得听从宠臣的歪策，向宋国取地，自然是要出兵发生战争了。而结果取不来地不说，又打了败仗，且又被宋国的军队出兵攻打着。正如史赵说的：“郑国正有罪，不能救”。从这一句话上看，还有一点理性认识，还能够分辩出事非。可整个决断分析过程则是非理性的，其所得结果，自然也是扭曲的。

赵鞅听过三位卜史对出兵援郑的议案给否决了。也许春秋时期出现的八卦筮术，认为是一门先进的“技术”。龟占后还要来一次“八卦”筮卜。赵鞅的一个谋士阳虎也就用春秋文本《周易》占筮，阳虎为主子筮出的是《泰》之《需》。

首先认识一下阳虎是何许人也。阳虎也叫阳货。《论语》目录上就有“阳货第十七”这个名目。开篇内容是：“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个要见孔子的阳货，孔子不愿见他，这人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阳虎字叫货。孔子见阳货送来了礼物，也说不过去不去见他，就等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他。孔子心想，反正我去拜访过你，是你不在家，可不怨我。但偏偏孔子在去拜访阳货的路上相遇了。阳货就和孔子对起话来。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接着又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阳货又接着自问自答：“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道：“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待人。”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大概孔子已知阳货的为人品行，孔子无奈而塘塞阳货一句话。阳虎原是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是鲁国掌握政权的贵族，鲁国的三桓之一。是鲁公少子季友的后裔），扶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后来他要废除三桓的势力，反被击败，出奔阳关，先到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的家臣。这做家臣的，就是谋士，看来是得会占筮术。

《左传》记载了阳虎用《周易》替主子算一算该不该出兵援郑。“阳虎以春秋文本《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我们先把春秋文本《周易》里的“《泰》之《需》”说法格式附下:

“()泰，小往大来，吉亨。

()升：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明夷：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壮：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需：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大畜：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左传》一书里记的阳虎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与周太史用《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方法应是一样的。但周太史筮之是直接引用“《观》之否”里的一句“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解说问卜者的身后命运。虽然阳虎也是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筮出的是“《泰》之《需》”，但这“《泰》之《需》曰”的话，而是阳虎通过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并转换成阳虎的认为而说出的话来。不同于周太史是先直接引述出《观》里的“否”繇题里的一句繇辞，而进行解读陈完日后的命运。不过阳虎根据“《泰》之《需》曰”里的繇辞，同样联想出不能出兵援郑的结论来。

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作繇题里的繇辞内容是“帝乙归妹，以祉，无吉”。阳虎是通过“《泰》之《需》”里的繇辞转换成自己的话说出来。故不能认为，《左传》里记的“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的这些内容是《泰》里《需》繇辞中的内容。通过《左传》筮例的这种称法，“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引用内容来看，这不是后人认为的变卦形式，而是巫史用原创《周易》里名称做每卦中的繇辞名目。总之，这种“某之某曰”不是所谓的变卦形式，而是把原创《周易》改造成卦繇形式而出现的称法。这是“六·九”爻式前期的一种《周易》结构形式。否则《左传》里筮例所记的如“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里的内容，特别是以及引述《周易》里的某些篇章的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时也是这种形式，按变卦说，则是解释不通的。

阳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是《泰》中的《需》繇辞。不过阳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辞对所卜问的援郑事情进行解说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了。即“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这是把《泰》里的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认为的“宋方吉，不可与也”的联想比类根据上。

阳虎算出的“宋方吉，无可与也”的理由，正是通过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泰》中的《需》繇辞“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得出的”天机”。阳虎只用这《泰》里的一繇辞来解读是否出兵援郑吉凶可否。而没有运用《泰》里的“六联体”符号的“八种”取象，也没有运用《泰》里《需》（繇题）符号中的“八种”取象来做一凡出兵援郑的可否推论。而单用一条繇辞就看出“宋方吉，不可与也”的”天机”来。阳虎筮出《泰》卦中一繇辞（即排第五的繇辞）来断事情。巫史把春秋文本《周易》当成是筮卜之书，所以《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被巫史当成筮卜的繇辞了。这阳虎是用《泰》里的《需》繇辞里的话解释出兵援郑于否的吉凶依据了。我们今天打开今本《周易》，看到《泰》卦里的第五爻辞已然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一字不差。

原创《周易·泰》篇中出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道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道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割裂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春秋文本《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题中的繇辞。不过有此巧吗？刚好筮出六十四卦里《泰》里以《需》做繇题的这句繇辞吗？岂不是阳虎装模作样及信口开河故意说出这句繇辞呢？目的是打消主子援救郑国的计划。

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卦中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元吉”不正是兆示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即赵鞅)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由此而看，在史巫眼里只要有了一套六十四卦符号的这种卜筮工具，在这种卜筮工具上无论装进去什么内容的文字，都可以当占辞用来联想、附会卜问的人事吉凶了。无论分割装进去是《老子》，还是装进去《论语》，而在史巫眼里都能联想、比类、附会所卜问人事上的吉凶了。这就是中国古代八卦取象筮法，可说是中国古代非理性的奇特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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