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2 / 2）

虽黄宗羲也同王夫之一样是一位反清保明者，初时组织抗清，但无力回天，感觉无望，后隐居起来著书立说。黄写《明夷待访录》时是54岁，即是康熙登基的第二年。他所处的时期是清王朝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里，那么这时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是否暗含着他等待清朝的明主，访问他呢？“明”又象征明朝，“夷”又向征“满清”。自古就有“文野”与“夏夷”之说。由于异族入侵引起的鼎革之际的儒家文化意识，其集中表现就是夷夏之辩，这正是清初晚明遗民的基本意识，黄宗羲亦然。

《明夷待访录》未刊遗篇《封建》明确表达了这一意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那么，他的《明夷待访录》象征着“文野夏夷”之说，那么他等待的明主是谁呢？是否让夷狄的明主来采纳他的政治学说呢？恐怕不排除清王朝的主子了。因为这也与箕子是商朝的遗民而归周向明主武王献计“洪范九畴”政治策略，其意也是相吻合的。黄宗羲抗清是早年的事情，写书时已感觉自己“老矣”，但心志未老，才写出《明夷待访录》，要使清朝的明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是黄写《明夷待访录》的真实目的。其与自序所言“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是心照不宣。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类韩喻的《原道》体式。

“《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

实际批评君权专制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

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的《易学象数论》一书，虽不涉及对今本《周易》的注释，也不传对今本《周易》的论述。从书名来看，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当然在”易学”上的象数考辩，自然又涉及到《易经》(《周易》与《易传》)内容。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中对象数学的考辨，即易学象数之研究。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所著《原象》为内篇,全部是关于象的论述;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经世》等。尤其是外编三卷的数论，更不与《易经》有关。

此书多是以易图式表示及论之。满满的各种易图,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易学象述论》的第一卷便进行了易图学中河洛之说的考辨。

如开卷，即”易学象数论卷一·图书一”是两幅图画，一是龙马出河负”河图”画;一是神龟出河负”洛书”画。一看到这两幅画，能不让人感觉神秘无比吗！这图后则是论述。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宋潜溪则信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洪范》本文为《洛书》，皆碍经文而为之变说也。是故欧阳子既黜《图》、《书》，不得不并《系辞》而疑其伪。不伪《系辞》，则”河出《图》，洛岀《书》”之文驾乎其上，其说终莫之能伸也。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礼运》曰:”河出《马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是而求之，《图》、《书》之说从可知矣……。”

从此段内容看，黄所认为”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黄认为经书里所言的是真的，其它说法为假。难道黄所认为的出自《尚书》、《礼记》、《论语》、《易传》里《图》、《书》说是真的吗？一样是妄说而已。黄宗羲所谓的考辩，依然是”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而已，即黄以经文为由，同样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卷二”是考论象数中的卦气、卦变、互卦、蓍法、占法等。

如对”互卦”之论:

“互卦者，取卦中二、三、四及三、四、五，又得经卦二也。《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为陈侯筮，《遇》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亁，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求之二体而无者，求之互体而有矣。若弃互体，是圣人有虚设之象也。”

互卦之说本是”象数”里诸说之一，也是从今本《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演义出的说法，本是八卦取象筮术之法，与原创《周易》没有任何关联。却早在春秋，由《左传》记的筮例中，看占出一卦里的卦符号中互卦卦象来附会人事吉凶。在黄宗羲认为记在经文《左传》里这种互体卦取象，就是正确的，而王弼质疑则就不正确了。黄所认为的”不知道易中的象征，没有一个字虚设”，若主卦里没有象，就从互体卦中求，这本是圣人虚设象。这黄宗羲所考辩之说，依然是妄说而已。

又如”蓍法一”的考辩说法:

“揲蓍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者，策数四十九，无所谓虚一反于柜中也。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信手中分，由静而之动、静，两端也。挂一以象三者，或左或右，随取一策，【孔氏取左朱子取右】横于案上。不必在左手小指之间方名为挂……是六变而可以成卦矣，古人何不惮烦而为此十八变乎？

……

此皆执余策之病也。”

黄对象数说中的”大衍之数”筮法起卦说，只是个枝梢末节之论，依然不过相信经文《系辞》里之说才是”正策”，其它之说皆是毛病缺点。黄依然是个五十步笑百步者，因《易传·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既是西汉篡入的筮术法，又是对《周易》的错误说法。黄宗羲跟着的是以讹传讹，辩什么错与对呢？

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卷三”开篇是“象”的论说，如:

“原象

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吾观圣人之《系辞》，六爻必有总象，以为之纲纪，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以为之脉络。学《易》者详分象而略总象，则象先之防亦晦矣。刘长民《钩深索隐图》，每谈总象，又杂四者而为言，以是不免穿凿附会之病。羲故别著之，以为象学。”

黄宗羲其言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等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尊崇七象而排斥四象。

易学上取象之说始自于《左传》记载的春秋时八卦取象筮术，后《易传·系辞》里以讹传讹用于论今本《周易》。《周易》一书里既无八卦之说，又无取象之说。八卦筮术本是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的筮术，一并栽赃于《周易》之身，《周易》背负算卦的黑锅，一背就是2千多年于今天。

故黄宗義的”圣人以象示人及七象之说”，依然是个妄说。

总之，我们只要看一看黄宗義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筮术”上来说，皆是“八卦筮术”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与《周易》一书里的政治哲学思想无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