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宫里宫外(圆九)贵妃与皇贵妃(1 / 2)
说是说亲笔信,但高务实并不懂西班牙语,他的亲笔信肯定是用汉语的,只不过会附带一份西班牙语翻译件。
翻译并不是问题,大明一直都有同文馆,干的就是翻译的活。当然,高务实并不打算找同文馆的人来翻译,他也并不需要。
京华做了这么多年的海外贸易,区区翻译哪里需要借力他人?同文馆干的活,不仅南疆也有人干,而且京师一样也有。
不过有一说一,京华招揽的人倒也不是什么专业翻译人员,而是各类西方知识分子,其中最多的事建筑师和传教士。
传教士且不多说,这年头的传教士几乎个个都是学者级别的。就说建筑师,想当初高务实建西山别院时,就已经招揽了不少欧洲来的建筑师为其效力,虽然其中意大利人比较多,但西班牙人也是有的。
何况就算真没有也不打紧,找个意大利建筑师用拉丁文写翻译件就行了。人家可是西班牙的公爵阁下,考虑到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异常虔诚,公爵阁下也肯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打小读的圣经自然是拉丁文写就的,他不可能看不懂拉丁文。
至于为什么不找传教士……嗯,传教士和建筑师不太一样,后者一般只要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但前者就难说了,人家搞不好身负特别任务呢?高务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本着能谨慎一些就尽量谨慎一些的态度,以免出现意外。
总之这事没什么好操心,工匠学堂里就有相关人才,也不虞消息外泄,只要交代一声便有人去办。
又稍微与黄止汀聊了一会儿,身心疲惫的高务实还是提早安寝了。黄止汀把侍女打发走,亲自侍候高务实睡下,自己却道了个歉,继续完成没写完的信件去了。
次日一早,高务实去内阁当值。因为昨日已经商议好了,因此他刚到内阁便有观政进士送来一大摞奏疏,说这些奏疏全都要求对昨日皇上咳血晕厥全力调查。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高务实对其中的文章可谓一个字都不想看,因为文章本身如何遣词造句根本没什么意义。他只是问道:“实学派与心学派的奏疏各有多少封,余下的又有多少?”
观政进士道:“实学派六十一封,心学派四十九封,其余七十三封。”
高务实微微点头,吩咐道:“知道了,你且去忙吧。”观政进士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刚才这个数据基本符合高务实的预期,大致上这也和各方人士在朝中的占比大差不差。实学派的人数比心学派要多,但大致上双方还能算是“势均力敌”,只是其中实学派一方略占优势。
至于“其余”这部分比实学派还要多,那其实并不奇怪。朱明皇朝的理学正统搞了快两百年才被心学勐烈冲击,后来又出现实学冲击,但归根结底,心学和实学都并不完全反对理学,而只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罢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心学和实学本质上都认为自己的根基还是理学,只是这根基本身有点问题,需要剔除其中错误荒谬的那部分,换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那部分,然后才能形成完美的理学。
既然如此,赞同传统理学的人多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甚至理所当然,这就是所谓惯性。
不过,理学这一派一贯被称之为中立派,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理学虽然仍有很多人信奉,但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政坛上基本也是一盘散沙。
如果不是出了一些冲击儒家根本观念的大事,这些人平日里很难就某件事达成完全一致,经常都是各说各话、互不认可。
而这就让他们人数虽多,可实际在面对实学派或者心学派时却很难捏成一个拳头,最终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坛只能靠边站,分点权力的边角料,根本无法与实学派或心学派在政治层面相抗衡。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家屏作为当今朝堂最大的中立派,他昨天面临朱翊钧坚持不肯调查翊坤宫的态度时,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以辞职相迫。
这一方面说明王家屏确实性子刚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掀起朝廷舆论风潮。
好歹人家也是当朝首辅,如果他号召半天却应者寥寥,那多丢人啊?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去号召呢。而如果他选择二话不说就自己带头冲锋,那么即便是“死”,至少也“死”得康慨意气,没准还有机会获得千古美名,怎么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啦。
不过这事终究没发生,因为沉一贯和高务实的联手力劝。他俩联手意味着在朝中掀起舆论风潮是可行而且几乎必定成功的,王家屏也就不用担心丢大脸。
不仅不必担心丢脸,而且这波舆论风潮算起来将会是他领头的,无论外界心里是不是跟明镜一般,至少面子上都得承认他王元辅才是“带头大哥”。
哎呀,那简直就是他这辈子在号召力方面的高光时刻。都已经决定不久之后便要告老还乡的人了,还能找着这么一个机会,王家屏全身心投入进此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他昨晚积极联络,又对外透露出实学、心学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终于说动如此多人于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当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说,但矛头所指都是彻查翊坤宫。
高务实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过阁票,一张张全都写上“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字,却未有更具体的表述。
这里要说一下“票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写的。
明朝草创之初,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同时撤销尚书省,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然而,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皇帝个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皇帝个人也无法保证其通晓各个方面的政务,使得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常侍皇帝与殿阁之下,故名为“内阁”。
但是,最初的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到了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至仁、宣之朝,由于阁臣皆永乐朝耆旧,威隆权重,内阁之权遂逐步膨胀,而阁臣也开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
当然,票拟制度诞生尹始,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可见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而同样也在宣德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于是,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而贯穿有明一朝的票拟制度,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那么,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究竟如何?
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大臣奏章递进以后,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文书房登记后,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经文书房“落底簿”[注1],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即交六部执行,如有违失,则可驳回。
[注1:所谓落底簿,即用以记录票拟底文之“丝纶簿”,设立于正统、景泰朝时期,后曾废弛,又至迟于万历中期恢复,关于其样式现已无考。]
此外,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而是做冷处理,这个就是广泛见于各种和影视剧中的“留中”——实际上大多数皇帝并不常用“留中”,不过万历是其中一个例外,历史上的他是很喜欢留中的。
以上这段程序之中,颇有几处需要解释之处。
其一,就是高务实刚才票拟“朕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诧异,你高务实票拟怎么敢写“朕知道”?“朕”是你能自称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内阁票拟本职为“代王言”而非自言,即“票拟”本质上并非阁臣将自身对于奏疏处理的意见上报,而属于代替皇帝进行批答。
既然是代替皇帝批答,那么皇帝若在本章发阁前已有定见,则会派遣太监口传要旨,为内阁事先确定原则;若皇帝尚无定见,则仅派太监赴阁商议。
所以,某些和影视剧中将“票拟”理解为阁臣将自身处理意见书于票签之上,以待皇帝裁决,这属于错误臆断。
高务实今日负责拟票,那就是要按照皇帝的语气来写,因为理论上如果皇帝看完同意,就可以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拿朱笔照抄票拟而一字不易,这样可以避免司礼监的权宦们在文字上玩些小花招。
其二,宣宗朝时,司礼监获得了替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宣庙始……中易红书批之,上或亲书或否。”“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
这里宣宗的本意是委托部分识文断墨之太监,来负责誊抄并无异议的内阁票拟,以减轻批阅负担。
一般来讲,司礼监批红权分掌于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二人之手。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朱,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于批红审核盖章。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司礼监太监实际所为,并非仅止于“誊写抄录”,而是将自身意见与影响力注入朝廷中枢体系,这点等下再说。
其三,票拟并非阁臣于中央文书处理体系中向皇帝施加自身意志唯一方式,即便皇帝所下达诏书并未按照阁臣票拟之言,内阁仍有驳回权,即所谓的“封还执奏”。
“封还执奏”制度属于一种内阁对皇帝不适当政令的抵触表达方式。流程基本是这样的:皇帝下令内阁草敕,若内阁认为其属于“乱命”,则可封还诏令,并同时附上疏议,以提出内阁认为正确的处理意见。
这是有先例的,如嘉靖元年杨廷和就封还了世宗的“大礼仪争”。
不过这里又必须说明,“封还执奏”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皇帝个人可以绕开内阁,“旨从中出”。之前说过,皇帝任命内阁辅臣,廷推是公认最具合理性的,廷推不出合适人选或者皇帝始终不满意廷推的人选时,皇帝就可能直接以“中旨”任命。
只不过这种方式往往不被朝臣公认,甚至反而会满朝共讥被任命的大臣,以至于很多大臣在接到皇帝中旨任命入阁之后不喜反惊,连连坚辞不就,甚至吓得上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中旨之下也有例外,比如高拱当年同阁的殷士儋就是接中旨入阁,以至于高拱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却经常无视他的存在。搞到最后,殷士儋来了脾气,差点在内阁上演全武行,闹完之后他也觉得没脸再在内阁待下去了,于是坚决请辞走人。
说回封还执奏。其实,封还执奏这个做法的成功率并不高,皇帝是否采纳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贸然使用封还执奏驳斥皇帝,甚至会为自身招致祸端,故而若非原则性问题,亦或双方矛盾极其尖锐至难以调和,阁臣一般不会选择以这种姿态当众对线皇帝本人。
别说皇帝了,就说在单位上或者公司里,当领导明确表达意见且下达了指令之后,你跳出来当众指责领导是个脑残,做出的决策纯属智障……你觉得是领导有事还是你有事?碰上气性大的领导,怕不是当场就让财务给你结清工资滚蛋了。
根据刚才所说的程序,所以高务实这里看到的奏疏,理论上应该是皇帝已经看过的,但皇帝没有派司礼监的太监来和他说明情况,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明确表达这件事该怎么定调。
这也不奇怪,毕竟昨天皇帝的意见只有他高务实一个人是当场听到的,而且高务实也没有答应为郑皇贵妃脱罪,而是向皇帝表示说,他认为郑皇贵妃是被人利用了,其本人对皇帝并无歹意。
换句话说,高务实是告诉皇帝,郑皇贵妃那里是可以查的,也经得起查,顶多查出个有人利用郑皇贵妃来陷害皇帝。
皇帝不肯查翊坤宫,主要就是担心查出个郑皇贵妃真要承担诸如“弑君”这样必死无疑的大罪来——虽然他坚称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么?或许事实的确是“绝不可能”,但查到最后的结果却未必是“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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