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7章 新郑新政(下)(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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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时行微微眯起眼睛,不咸不淡地道:“看来伯修这进士中得早了些,若是晚几年,待高求真入了阁,你去他那儿观政,想必才得合意。”

        谁料那伯修却也大摇其头:“高求真铜臭满身,不类文正,吾不屑矣。”

        申时行颇为意外,暗道:那你可真是有本事,既恶了我,还敢恶了高务实,这朝堂怕是不想呆了?

        伯修见申时行不说话,倒也不客气,自顾自道:“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整日不是操持贱业,便是纵兵杀戮,岂堪为文林表率?且以学生观之,此人匠心过重,心计更深。为独得圣眷,不惜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行那好大喜功之举,实非正道。”

        申时行不禁讶然,想了想,问道:“你这番话虽然重了些,不过却也并非毫无根由,不过本阁部更想知道的是你为何说他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又为何说他欲行好大喜功之举?”

        如果是高务实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这位“伯修”为何对他如此看法。

        事实上,这位“伯修”与高务实本就“三观不合”。

        伯修是他的字,其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北公安人,大名袁宗道。

        虽然在明末提及姓袁的人,大部分人第一个恐怕会想到袁崇焕,不过袁宗道与袁崇焕确实毫无关系,这位老兄的盛名也不在官场,而是在文林。

        袁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在湖广公安县长安里出生。万历十四年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也就是今年授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直接入内阁观政,且被“分配”到首辅申时行身边,可谓前途看好。

        观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习,而观政进士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世的领导秘书,这可不得了。

        众所周知,“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待”,因为很多时候想见领导并不容易,只能见到他身边的秘书。这秘书的一言一行,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领导所授意的,旁人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就只能通通当做领导的意思看待,否则出了事怎么办?

        官场之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领悟领导的意图,因此“秘书”的地位从来都是跟领导的地位直接挂钩的。

        袁宗道既然能在申时行身边观政,地位当然很独特,虽然他来申时行这里还没多久,但在外头已经被很多人看好其前途了。不过,这里要说的是袁宗道为何能来给申时行当“秘书”。

        理由有两点:其一,他是二甲第一名。由于一甲的三鼎甲去向是明确的,都是直接留在翰林院,通常一进去就会被安排事情做,所以三鼎甲很少来内阁观政,于是二甲靠前的那些庶吉士们,就成了观政的首选对象。袁宗道身为二甲第一,“分配”给申时行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则是袁宗道的文林地位。别看袁宗道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文林的地位相当不低。缘由可能是其比较独树一帜: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后世看来,以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不过那是后话,是后人的评价,在今年——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袁宗道的名声才是三兄弟之中最大的。不仅因为他是三袁之中的长兄,而且也是兄弟之中的第一个进士。

        后世名声最大的袁宏道要到万里十九年才能考中进士,而袁中道的进士之路就更加坎坷,到了万历四十四年才得以考中,而当时袁宗道都已经死了十八年了——袁宗道死得很早,万历二十八年就突然死了,据说是“惫极而卒”,终年仅四十岁。这也可能是他后世名声不及两位弟弟的原因之一。

        公安派是历史上万历年间以三袁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也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曾可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人。

        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异端思想家”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也算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人,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本来文坛风向就比较善变,高务实名动天下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掀起文风变革,谁知道高务实对此没什么兴趣,即刚才袁宗道所说的“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

        既然最有希望一改前后七子古风风格的高务实懒得干涉,袁宗道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注:本书的着重点不在文学史,这里就懒得分析了。)

        虽然通过批评前七子(目前对后七子的批评还不多)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正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袁宗道对于高务实的态度实在好不到哪去,认为高务实对于文坛的贡献可有可无——不过搞了些蒙学读物,算什么大才?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这种心情又让他对高务实平时的做派也不满起来。他认为高务实亲自涉商是与民争利,怂恿皇帝出兵缅甸等地是滥用民力,实学派收商税也是穷尽民财,而漠南大战乃至于西怀东制国策都属于好大喜功。

        他把这些话毫不掩饰地说给申时行听了,申元辅才知道此子虽然言出无状,但从思想上来说倒还能算是“自己人”,不由得把刚才对他的恼怒又抛开了。

        申时行微笑着鼓励道:“伯修确有见地,只不过如今实学当道,皇上也……嗯,也欲成二祖列宗之愿,我虽忧心忡忡,却也始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方才……你也看见了。”

        袁宗道微微扬眉:“欲批判一文,则此文总需先成,否则从何批判?欲批判一人,总需此人先做其事,若无其事,则无其害,又从何批判之?”

        申时行目光一闪,沉吟道:“你是说……先静观其变?”

        袁宗道微笑道:“新郑伯侄能有今日之势,归根结底无非新政二字,其既为新政,自是要改旧法。改旧法则必有人受创,受创虽苦,然不苦何以感同身受,何以知晓元辅厚德?是故,元辅何必担忧新郑新政?依学生之见,新郑不出新政,或可维持今日威势,一旦新政出台,便是其败亡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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