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4章 援朝抗倭(三)双刃剑(1 / 2)
第1734章 援朝抗倭(三)双刃剑
朱翊钧这话说得颇重,不过方寸感掌握得不错,因为他并不是直接就信了高务实手里的这道条陈,而是先表示要派厂卫去查证。
对于这种做派,高务实不仅不恼,反而非常欣赏,因为以他的观念而言,讲证据就是尊重事实,这是做事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做事只会陷入虚妄,变成堂吉诃德战风车。
“鸡与猴的问题弄清楚,就会发现这件事的严重性更加突出了。”高务实接口道:“这意味着朝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财阀势力操纵——或者至少说是渗透。
皇上,倘若阁部、部堂级高官都已经被财阀势力严重影响,甚至在财阀势力做出危害国家安全之举动时知情不报、装聋作哑,乃至于主动为财阀遮掩隐瞒、蒙蔽圣聪,那后果将会何其严重?”
朱翊钧眉头皱成深深的川字,手里的御贡竹叶青都似乎不香了,端着酒杯半晌未动。又过了良久,他才问道:“务实,你说这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太祖开国之时就对苏州课以重税,结果苏州之富依旧冠绝天下,而由苏州蔓延至大半个江南的商帮势力反而不断增强,到最后就成了你口中所谓的财阀。
这财阀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实了。以前我不懂为何江南官员坚持不能开放海禁,而北方官员——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赞同开海,后来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
江南财阀早年要求禁海,只是不满当年朝廷舰队都是天家所为,朝贡贸易之收入也几乎都归了天家所有,他们几乎一无所得,自然眼红、自然反对。
后来禁了海,他们却开始走私,靠着禁海禁了竞争对手,自己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自然更不愿意朝廷开海了。于是这又搞出了倭寇,大乱沿海数十年,远超开国时那些小打小闹的真倭。
朝廷左支右绌,终于在战争中锻炼出几支精兵,遴选出几员干才,将倭寇之乱平定得七七八八。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倭寇之乱激化,非为其他,实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争议不断,直到文正公一锤定音,试以漳州月港开海通商。
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并且在月港开海收到实效之后劝文正公增设港口。由此不过数年,倭寇绝迹、海关税收在朝廷岁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终于,朝廷渐渐可以积盈余,整边务,开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
然而,这些江南财阀仍不老实,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他们今日敢挑唆漕军,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卫所、挑唆班军、挑唆边军,甚至挑唆禁卫军!”朱翊钧说到此处,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后一口饮尽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丝毫不加隐藏的怒火与煞气。
看来调查归调查,但他心底里其实早已信了,江南财阀在漕军骚动事件中绝对逃不脱干系。所谓调查,无非是去把罪证牢牢控制在手中。
不过关于皇帝的问题,也就是“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这一点,高务实有些犹豫到底该不该给他详细解释。听皇帝的意思,似乎觉得江南当地人天生邪恶一般,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完整。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而人类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动物,一切行为都逃不出经济规律影响。某个地区的人如果有某种共性,那绝不可能是什么遗传基因导致,而一定是与当地在整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就好比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贸易体系内的分工,即本国在世界经济链中的位置。
稍微懂点经济知识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线”,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也就是设计(研发)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眼下的大明虽然说是说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大抵也可以套用一下这个微笑曲线。套用之后就会发现,至少在京华崛起于北方之前,江南地区强大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步:
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控制着利润率最高的设计研发(知识产权)和另一端的市场销售,同时它甚至还控制着生产!
你看当时大明的江南地区都控制了哪些产业?数一数,有丝绸(包括其他各类纺织品如锦、缎、纱、帛、棉等)、瓷器、茶叶、造纸、船舶、糖、盐……除了不肯种粮食,其他什么赚钱它做什么,还几乎都做到了顶端。甚至,哪怕江南不是酿酒的最佳之地,但它的名酒居然都不少。
这是什么?这TM就是全产业链最强,彻底让别人无路可走了啊!意思是大明这旮沓,其他事情我江南包圆了,你们只要种点粮食、养点猪羊,供我们好吃好喝就行了。
这能不出问题?这在后世来说,就意味着大明出现了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江南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来,乃至于在皇帝看来,自然就变成了:“How old are you?”[注:网络梗:怎么老是你?]
高务实想了想,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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