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8章 经济与党争(卅一)由公及王?(1 / 2)
第2268章 经济与党争(卅一)由公及王?
皇帝虽然说了“这次你绝对不能推辞”,但显然高务实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辞,只不过对于实学派党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员似的,表现得好像宁死不受一样。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说封赏你就屁颠屁颠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较特殊,甚至可以说扭曲。
比如说皇帝捧你,你必须得坚辞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权爱名、道德败坏;皇帝骂你,你必须得甘之如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诚不坚、畏难惧谏。
总之,你必须要和正常的人性反着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大概是理学的负面影响之一吧——存天理,灭人欲。
然而,高务实作为实学派如今的大宗师之一,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天理即是人欲。
[注:后世有人说王阳明赞成天理即人欲,这是不恰当的。心学是基于理学出现的,王阳明也很在意天理,只是他认为当时读书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么是天理,只是不愿意去做。因此,王阳明更重视“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扬知行合一。不过这个问题大概没有读者乐意看,我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过,高务实这句话有个前提,即在说“天理即是人欲”之前,需要重新定义什么事“人欲”。或者说,他要为他口中的“人欲”做出一个规范——要区分什么是“人欲”,什么是“兽欲”。
比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叫人欲,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就叫兽欲;为光宗耀祖而努力读书叫人欲,为升官发财而科举舞弊叫兽欲。
虽然高务实反对当初申时行他们动辄聚众讲学,实际则不过袖手清谈,因此他自己讲学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发表“学术观点”。只不过,高务实发表“学术观点”不是通过讲学,而是通过在自家报刊上不定期发表文章来施行的。
毫无疑问,高务实不做无意义的事,他在发表学术观点的时候都有明确目标:一来,朝廷如果要影响士林舆论,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而这个理论不能仅仅只是说着好听,还要有执行的可能。
按照高务实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贯的态度是“打击少数既得利益者,但重视多数既得利益者”。如果这句话不好理解,那么可以换一句更直白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是的,任何斗争都要讲究这个原则,因为只有团结了大多数,才有能力打击一小撮。否则你自己属于“一小撮”,你拿什么去打击大多数?拿天灵盖吗?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为在他将“人欲”和“兽欲”区分开来之后,大多数人就会站在他这一边。为什么?因为正本清源之后会发现,儒家本来就是一门“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摆清高、谈心性,屁都不懂,却谁都敢于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这哪是儒家?这是犬儒啊!
高务实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观点”不算多,但其中对这种“犬儒主义”批判却不少,而这么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实学派的“务实主义”。如果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但并没有明确一个人具体应该“行”什么,那么高务实提出的就是实事求是,并且明确指出了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呢?不是泛泛而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发展生产力”,并且“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换句话说——别瞎逼逼,都给老子去做事,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一边出现新问题,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神灵崇拜”而转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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