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从祖意,未必行祖法(1 / 2)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不是高务实的“原创”,此处乃是引用。此言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本是一组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其开篇云:“文王在,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话的大意是:周文王神灵在天,光明显耀。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新”。这里的“新”,既可以作动词,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词,表示保持一种常“新”的状态。
众所周知,周国的历史很悠久,故此处称其为“旧邦”。商朝后期,周成为商朝政权下的一个强大方国,臣服于商,但商对它并不放心,曾囚禁文王于羑里。传说中“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这时候的事。
文王回到周国后,一方面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扩张地盘,久而久之,国力大增。到他儿子武王时,已经强大到“天下三分有其二”,终于灭了商朝,建立周朝。
可以说,周文王是商亡周兴的关键人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指周文王带领周这个“旧邦”崛起建立新朝的历史功绩。到了后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形容我华夏虽然是个古国,但其使命却在于维新,应该并一直通过改革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诗经》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古籍,因此其“官方地位”也很高,高务实引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改革的依凭之一,至少从“理论”很难被反驳。
事实,要从其他方面找依凭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高务实的本经是《易》,而《易经·系辞下》中就有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核心便是“变”。
为什么要变呢?因为要适应。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的,各方面的情况是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你若不变,就很可能适应不了,就会出乱子。
你三岁时穿的衣服,到了三十岁时难道还能穿吗?
如果说《诗经》的地位虽高,毕竟还不够“正统”,怎么办?
没有关系,《礼记·大学》中也曾记载,说商汤王在浴盆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
自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之后,《大学》早已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也是当今大明科举“必考科目”。大明民间虽有学人反对程朱理学,但至少还没人跳出来反对四书本身,所以高务实并不担心没法给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据。
至于他刚才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则是出自《商君书·更法》。这句话就说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国之道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
《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礼、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变法思想。高务实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确定眼前这两位同僚肯定能听懂——都是堂堂进士老爷出身,总不可能连《商君书》都没读过。
具体到《更法》这一篇,它是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针对“是否变法”这一问题在朝堂进行的一次论战。
当时秦孝公首先提出议题:“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
甘龙首先表态,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表示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当然反对甘龙、杜挚这样的论调,于是反问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断,它表达了坚持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天下;齐桓、晋文等之所以称霸诸侯,也是因为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国法度一致,凭什么就是他们称霸了呢?因此商鞅论断: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妨大胆改革,无须效法什么古制。
为什么高务实忽然要抛出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这就是他为实学派找出来的“政治纲领”——什么叫实学派?心学也自称是“道德实学派”,我们如何与他们区分开来?
这就是区分。
我们这个实学派是经世致用实学派,讲究的是做实事、求实效。做得好与不好,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亮,听起来高不高尚,我们是要见真章的。
什么是真章呢?
高务实稍稍停顿,道:“实学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标必须要更加明确了。我们不是为了与谁争权、夺利,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础,让朝廷有更强大的财力来维持军力之盛,保护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让朝廷有余力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要让民间经济日益充满活力,百姓安居乐业,不挨饿、不受冻;要让商人在缴纳一定赋税的基础合法经营,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甚至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习得圣人教导,懂得礼义廉耻,懂得自立自强。”
程文还能理解高务实提出这些主张的用意,而胡执礼虽然也对他的说法感到高兴、心中认同,但也难免怀疑他在自己面前提这些的意图。
强逼着自己在脑海中抛去高务实这番话里那些煽动性很强的理想,胡执礼注意到高务实在这里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务实说,他要打击奸商,此处却又说要保护商人“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务实宛如学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风轻云淡地继续道:“雅斋公是不是有些犹疑,我何以一边说打击奸商,又说保护商人?”
胡执礼确实怀疑,但高务实既然问了,他也不好直言,只好答道:“想必司徒以为商人也有好人?”
这话倘若在后世说出来,肯定惹来一片骂声:什么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难道商人全是坏蛋?
没错,后世不会认为商人全是坏蛋,合法做买卖的商人肯定占绝大多数,这才是事实,也是主流观点。
然而这个观点在大明并不“主流”,主流的观点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奸者,奸诈也,显然不是个褒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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