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背水一战(1 / 2)
对于袁宗道的这番话,其实申时行并不完全同意。
若果然按照袁宗道的意思来,那就是等着高务实推行新政,在高务实新政推行过程之中,只要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自己都只能袖手旁观。
且不说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面对此情此景会有多么暴跳如雷,就说他申元辅自己也没法忍受。毕竟,心学派与实学派之间不仅是有利益上的分歧,还有道统上的竞争。
任高务实去搞?怎么可能!
申时行自己心里明白,高务实搞的很多事虽然初看都觉得“过激”,但是人家就是有本事每次都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很多原先认为会出乱子的地方,到了他手里就莫名其妙的老实下来了,纵然有个别不肯老实的,高务实也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压制,将危机消弭于无形。
虽然申时行不肯承认这是实学派的施政走对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认高务实办事的能力的确卓尔不群,绝非凡类。这样一个人,连已经成了大麻烦的烂摊子都能轻易收拾,申时行又怎敢让他“自由发挥”?
万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许多事一样办成了呢?这个后果心学派能够承受得起吗?
虽然申时行现在连“新郑新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务实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自己却不敢这样孤注一掷地赌上整个心学派的将来。
事实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因为他要承担的责任绝非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现在肩负着的是整个心学派的前途。
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业上原本是无法与南方竞争的,眼下之所以显得势均力敌,那还是由于京华的缘故。这种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北方商业以京华为首。
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袁宗道刚才的话本来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申时行听他提到“新郑伯侄”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为“衣钵传人”,高务实本人对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时行判断,在高务实成为主掌一方面政务的“部堂大人”之后,一定会——也一定要尽快展现他继承高拱遗志、强力甚至铁腕推行改革的一面。
这一次,他恐怕还会收起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一改当年在各种事情上都能“四两拨千斤”的处事习惯,变得更加激进、更像高拱!
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遗诏中,总会说即将继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不仅仅是认可,还是授之以“正统性”。
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这种获取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另一种“深肖朕躬”——行事做派与高拱如出一辙。
只有这样,实学派内部才会把他当做“高拱第二”,原先与他有些生疏的实学派官员也才会不自觉地变得亲密起来,同时也对他更加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余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势,他的这种余威一旦加诸于高务实之身,甚至有可能对一些中立派官员都有影响。
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9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
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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