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树民强压心头火，“小诸葛”悔恨放悲声。（1 / 2）

郑树民强压心头火，

“小诸葛”悔恨放悲声。

郑树民从何万年家出来，走出部队大院后，没有直接回农场，而是借着月光，沿着一片已经被收割完了的玉米地边来到小河边的小杨树林子，一阵阵秋风吹得树叶沙沙沙的响，他的心情如同这树叶一般乱纷纷的往下沉。他一头钻进小树林子里，躺在厚厚的落叶上，任凭树叶落了他一头和一身，全然不顾，思绪万千。

郑树民和高卫国是同一个生产大队的，现在又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当年参军时，他们大队一共来了6个兵，新兵连训练时唯有他和高卫国被分到同一个班，并且还是住在上、下铺。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们一个大队的其他4个人都被分配到别的部、系里去了，只有高卫国和他被分到院务部、警通连。

高卫国他一米六多一点的个头，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文化水平却很高，他是他们这6个兵中文化最高的。他的后脑勺子特别大，人也非常聪明，战友们开玩笑说他这脑袋里装的全是智慧，于是送给他一个绰号……“小诸葛”。

刚来到部队的时候，郑树民看见战友们都往家里写信报平安，他也买来了笔和本儿，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写，于是他很是难为情的对着下铺的高卫国说：“老高，我也想往家里写一封信，告诉我爹妈咱们在部队里吃得饱，穿的暖，也不干活，只是每天训练走路、跑步，一点都不累，总之在部队里一切都挺好的，让他们不用惦念。可是我一个字都不会写，你能教给教给我怎么写吗？”

“好吧！你下来我教给你怎么写。”高卫国说。

郑树民翻身下床，坐在床头柜边，高卫国一个字一个字教了他一个多小时，直到吹熄灯号，他总算把一封三十几个字的家书写完。

高卫国见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于是问他：“老郑，你没有上过学吗？”

郑树民回答说：“我上过一年的学，上二年级时，就赶上‘文革’了，我们屯子里的学校就一个女老师，校长和老师就她一个人，‘文革’一爆发，有一帮人说她跟生产队长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把他们俩抓了起来，白天给他们俩的脖子上挂上破鞋底子，批斗、游街，晚上把他们俩关进一个放满了水的羊圈里，说让他们尝一尝坐水牢的滋味儿。女老师的丈夫跑到公社里去告状，说有人把他老婆平白无故的关进水牢里，你们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要出人命了。公社派出所来人一看，真是无法无天了，便把那个带头的人抓了起来，后来把他真的关进监牢狱。女老师得救后，再也不教我们读书了，我们那个屯子的学校从此也就黄了。后来要上学，就得到大队那个屯子里去，也就是你们住的那个屯子。从我们那个屯子到你们那个屯子有10来里的路程，我上了两天学，嫌路太远，也就不去念书了。我在家里玩了一年多，后来我爹就让我跟着大人一起下农田地里干活。这一干就是六、七年，上学时学的那点东西早都被累跑了。”

“那你应该学过拼音吧？”高卫国问。

郑树民答：“学是学过，但是也早都被忘干净了。”

高卫国说：“你只要是学过，那就有基础。我告诉你，明天你去街里的《新华书店》买回一本《新华字典》来，我教给你学习拼音，教给你怎样查字典。你只要是学会了怎样查字典，那你就找到真正的‘老师’了。”

郑树民在高卫国的帮助下很快就学会了拼音，学会了怎样查字典。从此后他一有时间就捧着班级里的报纸看，把不认识的字一个一个通过查字典查出来，认真的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标上拼音。就这样，他的进步特别快，两个月的新兵连训练还没有结束，他就可以不用求助任何人自己写信了。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郑树民和高卫国被分配到警通连。高卫国有文化被分配到通训排、电话班；郑树民没有文化被分配到警卫排、警卫班。一年以后，他们俩又同时被调到炊事班。高卫国是因为在业务之外经常和地方上的电话局的一个话务员联系，被班长发现后，说他和人家小姑娘谈对象，所以把他调到炊事班去烧火，当上了“火头军”；郑树民是因为犯关节炎病，走路一瘸一拐的，班长说他这样站岗有损军人的形象，于是把他调到炊事班去喂猪，当上了“猪官”。做饭、喂猪是每一个当兵的人都最不愿意干的差事，因为，一旦被家乡人知道某某人当兵后是在部队里做大饭或者是喂大猪的，也就被贴上了最没有本事的标签。但是，炊事班里面的工作也是全连队里最清闲的工作，不用每天出操，也不用参加训练，业余时间特别多。

郑树民自从被调到饮事班后，更加点燃了他学习的热情。他害怕影响战友们的休息，便起早贪黑的在他喂猪用的板棚子里学习文化知识。有时间还能和高卫国学习下象棋，打乒乓球，向他请教各方面的知识。有一天中午吃完饭，高卫国来木板棚子找他下象棋，他问：“老高，三分之一是什么？”

“连三分之一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也太完蛋了吧！”高卫国很藐视的说。于是他从树上掰下来一个树杈，对着他说：“这是一根木棍，把它分成三段，其中一段就是三分之一。”

郑树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简单呢！”于是他对高卫国说：“我14岁那年干农活把我累得要死，我跟我爹说要去上学。我爹拗不过我，便应允了，他说我都十四、五岁了，都长成大人了，和一、二年级的小孩坐在一起不好看，要上学就直接去上五年级吧。后来我就真去上五年级了，上学的头一天，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其中画了两三道杠杠，再讲三分之一。我站起来问：‘老师，三分之一是什么？’老师薅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黑板前，用教鞭敲着黑板上的那个圆圈说：‘这就是三分之一，知道了吗！’第2天我就不再去上学了，从此我也就不再敢提上学的事。”

高卫国哈哈笑着说：“这回你知道三分之一是什么了吧！”

有一天他们俩正在下象棋，忽然听到大墙外传来呼救声。他俩放下象棋便跑出了木板棚子，高卫国让郑树民蹲在大墙边，踩着他的肩膀头蹬上了大墙，他往外一看，一个大水坑边站着三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大声喊“救命”。水坑里有两个小孩在拼命的挣扎。高卫国不顾郑树民便翻过铁丝网跳了下去。当郑树民找到平时用来挑猪食用的扁担，把它支在大墙上，跐着扁担蹬上大墙，跳过去后，高卫国已经把那两个落水的孩子救了上来。他们俩分别把两个落水的孩子倒空着，挤压出灌进肚子里的水后，这样那两个孩子才慢慢的苏醒过来。村里的人知道后，敲锣打鼓的给学院送来一面锦旗。学院领导为了表彰他们俩的救人事迹，给高卫国记个人三等功一次，给郑树民嘉奖一次。不久后高卫国被调到军需处农场工作。一年以后，郑树民也被调到军需处农场。他们俩的表现特别好，先后在农场都当上了班长。就这样他们俩经过多年在一起的摸爬滚打，已成了比亲哥兄弟还要亲的好朋友加战友。

郑树民走出小树林，拍打掉头上和身上的树叶，站在小河边，望着潺潺的流水，心想：真是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要不是因为我亲眼看见那封匿名信，谁说啥我都不会相信这封害死人的匿名信是他高卫国写的。平时高卫国我们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他却在我最最关键的时候从背后捅了我一刀，害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泡了汤，这要不是何处长他为我隐瞒真情，我还不知道要受到什么处分呢！

郑树民想到这便要去找高卫国，他要薅着高卫国的衣服领子，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下如此黑手？他刚走到高卫国的宿舍，便想起同何处长临别的时候他的一再叮嘱，千万不能把今晚的事透露出去，并且还要和他高卫国搞好团结。

郑树民强压怒火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志们早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吃早饭时，郑树民还和以往一样坐在高卫国的旁边。吃完饭，在回宿舍的路上高卫国问：“老郑，你昨天晚上急匆匆的吃完饭去哪儿了？”他看郑树民没有答，又说：“我想找你去打乒乓球，到处找你，没找到。”

郑树民说了一个谎：“我内急，上完厕所后我便到河边的小树林里转了转。”

“离上班时间还早着呢，上你宿舍里咱们俩杀一盘象棋如何？”高卫国看了看手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