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六章 分歧（一）（2 / 2）

托古改制，和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借东讽西”，其实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包括文艺复兴，其实也算是一种托古改制。

无非就是先创造出一个理想国，然后把一切好的东西，加在这个理想国里。

至于说托古改制，还是外面的月亮圆，其实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与大洋彼岸，在这个时代，其实一样遥远，编就是了。

大顺喜欢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艺复兴这种托古改制，本质上差毬不多——即生产力没有飞速发展，而人的寿命有限、考古学不够发达、历史记载的单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于古代。

而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则是因着这百余年欧洲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农业亩产从90斤飙升到120斤，增产达30%，这是肉眼可见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由于意识到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而使得“托古”的说辞，有些忽悠不动人了，于是改为在本国的外面，制造一个理想国。

简言之。

托古改制，是源于生产力的停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即便发展，但缓慢到一个活六七十岁的人无法感知到生产力在进步的状态下，自然会把改革寄托在根本无法考证的古代——在考古学等不足、生产力停滞的状态下，人们会认为古代的生产力和现在一致，从而可以托古，而达“假设生产力和现在一样，但国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此时”的三代之治。

当然，实际上，一个汉唐宋元明的人，假若真回到三代之治，那生活水平，哭都没地方哭。托古改制的前提，就是假设三千年前的三代之治时代的生产力，和此时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得出了“三代之治为啥那么好、现在为啥那么差”的疑惑。

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源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至于活着的人都能感觉到生产力的变化，于是不能托古，只能寄托于“现实时间线里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听说过的外国”。

不要说大顺这边，其实欧洲也一个鸟样。荷兰的巴达维亚神话，不也破灭了吗？

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生产力的提升肉眼可见的时代，不免会想，他妈的现在我小时候和我长大后都不一样，古代怎么可能比现在更好？

托古神话破灭，要么寄托于理性的推论，推出一个理想国。

要么寄托于在现实世界的时代的遥远地方，在本国之外的遥远地方，搞出一个理想国。比如伏尔泰幻想出来的中国。

由是，大顺的古儒一派，是不是改革派？这就显而易见了。

显然，他们是。

他们在用此时的社会存在，去重新解读过去的经书。即便说，考据学、朴学的发展，使得《周礼》的真伪都成了个问题，他们依旧会重新按照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存在，解读《周礼》的社会意识。

而最终，又不得不卡在了“生产力”的问题上。

颜元、李塨、乃至其后学的程廷祚、王昆绳等，其实，都卡在了“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许多人口”这个生产力的现实问题上。

不要看那么多的表象。

不要看那么多的解释。

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在这种社会存在之下，难道可以指望他们能够产生超脱这个时代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

现在和那些名为复古、实则改革派的士大夫，说将来非农业人口，可以超越农业人口；可以解决李刚主一直无法自圆其说的均田后人口加增的农业人口不够分地的问题……等等，除非是有先知，否则在此时这个社会存在下，谁会相信？

在这等社会存在下，谁能产生将来非农业人口会超越农业人口的社会意识？

皇帝其实很清楚，刘钰在实学派中鼓吹的“未来”。

这种“未来”，其实是超脱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未来”，也即中国的问题，要靠工业化和工商业发展来解决，最终非农业人口完全可以超越农业人口。

刘钰鼓吹的这种“未来”，在此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这种自圆其说，在这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大的漏洞，是可以用一句抽象的“继续发展”来掩饰的。

或者说，为什么刘钰所鼓吹的这种“未来”这时候有人相信？

他们相信的基础是什么？

难道实学派的人，都是傻子，听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吗？他们为什么会相信刘钰鼓吹的这种未来？在此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鼓吹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