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九章 分歧（四）（2 / 2）

不管是新益州的酒类、羊毛；还是金山地区的棉花、棉布。

主要还是面向国外市场。

新益州的酒类，是卖给法国人和原住民的。

金山地区的棉布，是卖给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

所以，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国内的“劳动力向东转移”的总预演。

也即，大顺要靠海外市场，靠一战的“分赃”、靠从北欧到日本的广阔世界贸易，来完成工业化的起步，和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的确，此时，考虑“人均”粮食，南洋的大米是没办法与河南人均的，因为运输原因，这种人均是无意义的。

但是，沿海地区既然“人均”粮食是有意义的，是可以通过海运运输的。

那么，粮食不能过去就人，人不能不去就粮食呢？

粮食没长腿。

可人是长了腿的。

当然，现实操作起来，肯定比较麻烦。

而且，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但是，至少，这个思路，可以自圆其说地解决那个“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刘钰来说，或者对后世的人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现在的大顺而言，是个问题。

甚至于，这个问题，还处在一个“理论研究”的阶段，甚至连“技术验证”阶段还没达成——要先从理论上，证明有这么一种可能，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如果，连理论计算，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这个“未来”，在此时，根本就没人会相信。

所有人都会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们在考虑均田问题的时候，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从而使得他们的均田思路成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没解开这个问题，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又不敢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设想，就只能建立在“虚空”之上——对了对应人口增加，又认为工商业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于是他虚空地设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亩、下等田分一百五十亩，劳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级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这样的完全虚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顺这个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钰的变革，其后辈徒孙们，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全面的反动，复全民宗法制，长子继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

说是路线之争，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钰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