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二章 分歧(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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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进、保守的问题。
而是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发展的一些“双刃剑”问题。
大顺的统而不治的行政能力、几乎空缺的基层控制能力,商人们,那真的是能玩出花来的。
除了商人,还有本地势力。
比如湖北的粮食运输业。
【米船船户泊于码头,后半夜便有当地水排,来此窃米。沿途贱卖获利。所缺数额,则以砂石填补,美其名曰——翻仓】
又比如:
【武昌罗家墩,有当地游民数千人,专做‘砂石’生意。以大筛过砂石,大而扁者,则掺蚕豆;小而圆者,则掺绿豆;白石砂者,掺米;黄石砂者,掺芝麻骨子。皆与‘翻仓’者交易】
再如:
【粮行居间,使买者、卖者不能相见,彼则从中垄断,又多压价收粮——米谷商贩,迫于船杂久载,若是堆栈又要栈租,甚至若不卖则往往会有‘失火’之虞,不得不低价售。而粮行低买高卖、又以焚船威胁……】
再再比如:
【往南洋日本等国出口芝麻之松苏大商,与楚地商行分而治之。如湖北之芝麻,除了出口外,本地亦需。各商行亦多行类‘期货’之法。而松苏大商则与甲商行约定高价收购甲之芝麻,又告知甲商行不要与乙商行说;复又与乙商行密谈,告知不要与甲商行说……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为大赚,纷纷将原本定给其余人的芝麻都卖给了松苏大商,以为自己所缺之额,甲以为可以从乙那里收、乙以为可以从甲这里收……最终交割时候,无货可交,不得不借贷于松苏大商,而致使两年之内,松苏大商尽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价权。】
总的来说,就是,你想要商业,那你就会得到商业的一切。
欺骗、欺诈、贷款逼债、期货买卖、囤货居奇、期货交割……这些东西,先发地区玩了几十年了,跑到湖北,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贾,简直就像是骗傻子一样。
而在乡间,商业带来的问题,更加的操蛋。
小农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棉花,都需要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卖出去,才能交税、交租、买盐、还债等等。
后世可以说“你觉得现在便宜,那你就过一阵卖呗”。
但现在,这就是句屁话。
还没等粮食入仓的,收债的、收租的、收税的,就像是苍蝇见了血一样飞来。
都有能力把东西贮存几个月的经济能力,怎么可能欠债、欠钱、没钱交租交税呢?
而需要还债、还钱、交租、交税的,又怎么可能把这些农产品贮存几个月再卖?
商人、士绅、转型为商业经营的士绅,那真是玩出了诸多花活。
甚至于,一些士绅骄傲地酒后放话:“我只要把这批粮食压在家里三个月再卖,我就能赚一半的本钱”。
至于本地的“人均粮食拥有量”问题,关我屁事?沿江卖走,别的县、亦或省城的价格高,我就卖省城去呗。市场经济嘛,反正拿到手的白银,能在西域花、能在东北花、能在西南花、能在松苏花、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没问题。
本来粮食问题就严重。
严重的粮食问题,又迫使当地人围湖造田,使得生态崩溃加速,水旱问题更加频繁。
商业深入,伴随着川盐入楚、对外贸易所需之茶芝麻生丝、对四川卖棉布因为四川不适合种棉花等因素,又使得经济作物的面积不断增加,这又更加加剧了粮食问题。
还是那句话。
大顺有没有粮食?
有。
甚至于,南洋、虾夷、东北、扶桑等地的粮食,都吃不完。
但是,湖北缺不缺粮食?
缺。
就算商人不操控,实际上,此时的湖北,也距离人均每年450斤的粮食消耗,有一定差距——你说这算下来,一个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粮食,有这么多吗?而事实上,肚子里没有油水、缺乏糖类、缺乏脂肪、缺乏肉类,对这些劳动人口而言,一斤多粮食,压根没有什么饱腹感。
而现在,商业这口“双刃剑”,在湖北的表现,可谓是把为什么要“重农轻商”的那一面,不断地展示出来,上面还在不断滴血。
要不要对商业、投机等进行限制?
不限制,或者说想限制、但又没那本事,结果就是松苏大商凭借雄厚资本,两年时间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控制了芝麻的定价权。这还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点期货操作。
限制……
限制,只靠行政命令,就会玩出来太子那样的大活儿,整出个“米禁”令,闹得沸沸扬扬,全天下都在看笑话。
限制,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大顺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
刘玉之前搞盐政改革、重分盐区,干死那些大盐商。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
但更关键的,是他搞了大型晒盐场,最终目的就是干死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盘踞盐业的大盐商,要搞“官运商销”,消灭生产和囤积的商业垄断,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
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提卤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让当时的大商人近乎绝望的“商品”——你不是低买高卖、囤货居奇吗?我这边的盐价不断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银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盐和渤海黄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就粮食问题,大顺有没有可能搞类似的手段?
理论上,可以。
平籴法。
现实里,没戏。
大顺弄个盐,都鸡儿费劲,刘玉折腾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准备了许久。
就大顺这行政能力,还想玩平籴法?盐和粮食,那可不是一样的东西的。不论是消耗量、储存仓库、运输、要解决的问题,那都差了一个数量级。
要搞平籴法,有两个思路。
要么,来一波大改革,解决从明中期白银税代替实物税改革之后、或者说从明早期构建就有点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
地方取消一些白银税,退回去收实物税,比如收粮食等。地方各仓,得有粮食,才能玩平籴法。
而征收实物税,又会带来新问题。
储存成本、贪腐、倒卖、火龙烧仓……
还有,粮食不能自己飞到仓库里,这又绕回了漕运改革的问题:粮食不能飞到仓库,是不是得出劳役运粮食?运白银的运量,和运粮食的运量所需的人力,能一样吗?
而出劳役,则又等同于“劫贫济富”。
士绅老爷出劳役吗?
最后出劳役的是谁?
胥吏手里拿着劳役权,不又得来一场狂欢?让你出劳役,你就家破人亡;你不出劳役,那就给钱。
要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运输力量。
内地没有海运优势,那就勐搞大基建。
搞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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