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1 / 1）

玉萍扭头照隔子门“呸”地吐一口唾沫，忍不住还是把吴胖子偷偷捏她大腿的事说出来，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曼芸：“你说，是他吃错了药，还是我吃错了药？”

曼芸问：“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出声呢？”

玉萍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呗！”说罢，她被自己的话逗乐了，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黄彩芬从另一张桌子上递过一句话来：“呃，你吃喝人家时嘴短，吃喝完了就翻脸，像话吗？”

玉萍想回敬一句，想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看了黄彩芬一眼，把回敬的话忍住了。

回家的路上，姐妹们仍说个没完没了。有人埋怨商场给的工资太低；有人批评国家不应该有“农户”和“市户”之分；有人说阎卓如当初招她们进华夏商场，就是看准她们要价低、肯出死力干活，还说她们被阎卓如骗了。

一向嘴很少、轻易不说话的郑艳云此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玩笑话。她说：“假如咱们明天都不去上班，要求增加工资，你们说阎经理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郑艳云这句偶然说出的玩笑话，使众姐妹动了心，她们开始考虑跟阎经理开一次玩笑，用以满足她们脆弱得可怜的虚荣心。

一种气候对人们形成一种思想，有着不可低估的催化作用。商城里掀起的租赁店铺热，像细菌一样感染着华厦商场的十九名来自农村的姑娘。她们密切注视着商场里每天发生的变化。看着关闭了一个月多的商店，一家又一家相继贴出了红对联，在一阵鞭炮声中挂出一块又一块顶端扎了红绸子的牌子，招来成群结队的顾客，心里像有一只手在抓挠，屁股下像烧着一把火。新开张的公司、商店，几乎每家都在门上贴一张招工启事，工资最低一个月六七十元，有的高达八十元。这些招工启事对她们所产生的诱惑，像一块肥肉对一群饿猫所产生的诱惑一样，真要垂涎三尺了。他们私下里议论着，商量着，终于决定用集体辞职的办法，要挟商场给她们增加工资，否则就到个体户那里应聘。

小姐妹们的猜想一点也不错，阎卓如三年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通层层关节，由市长亲自批准从农村招收二十名临时合同工，其用心确实是想用一批廉价的、能吃苦、好管理的劳力，为华夏商场创造巨大财富的。

二十名营业员，是她亲自从报名的五百多姑娘中精选出来的。她曾为自己想出了这么高明的主意，挑选了这么好的一批营业员自豪过。这二十名营业员每月的工资总额才六百元，可依靠她们创造的价值是几十万元。三年来，她桅帆高挂，一路顺风，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她的这一张“王牌”。她得心应手地打着这张“王牌”，把二十名山姑娘指挥的团团转。这些喝着山泉水、吃着窝窝头、在土圪垃里滚爬长大的山姑娘们，对她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偷懒耍滑呢！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有一百分力就不使九十九分。

凭藉阎卓如的经验和聪明，在翠花悄然离开华夏商场后，就应该意识到，她的这些山姑娘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因改革开放而躁动不安的社会里；她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富于幻想，容易激动，对新生事物比她还敏感的活生生的人。要使她们能安心在华夏商场工作，得想办法把她们的心拴住。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没有去注意这个红色信号，把应该想到的事情忽略了。正因如此，当十九个姑娘一起涌入她的办公室，提出不给她们增加工资就要辞职时，她难怪感到突然、不可理喻。

阎卓如以为这些山姑娘们一定是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她想把情况问清楚，把阴谋揭穿，让这十九个单纯可爱的山姑娘恢复理智，继续为她好好工作。她知道，曼芸是她的表妹周倩的亲戚，她喜欢她，欣赏她的才干，一直另眼看待她，她无论从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应该跟她讲真话的。

阎卓如把曼芸叫到她的眼前，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问：“小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老实告诉表姨。”——从一开始曼芸就叫阎卓如“表姨”。

要说这件事有人挑动的话，那么这个挑动者便是曼芸了。曼芸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应该理直气壮地跟阎卓如把道理讲清。可是讲什么呢？在她理解，阎卓如是她接触过的女人中最有头脑的一个，她要讲的那些道理，阎卓如应该清楚，讲不讲都是一样的。因此，她淡淡说：“没什么，大家就是想多挣点工资。表姨，一个月给我们三十块钱太少了！”

“三十块钱还少？”阎卓如有点吃惊地反问一句。

阎卓如认为，一个无牵无挂的女孩子，每月有三十块钱收入应该知足了。她想到她刚参加工作，每月才挣十八块，也没有感到缺钱花。当然，她作为一个商界的领导干部，对物价上涨是了解的，对人们消费标准的提高也是了解的，只是她没有从这些方面想，而是从她们来自农村，原来生活水平很低去想的。

阎卓如像一位母亲一样抬起头面对所有的姑娘们问：“难道你们现在的生活不如在农村吗？”

误解最容易刺痛对方。曼芸为阎卓如把她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全部目的理解为仅仅是使自己的生活比农村好一些而感到气愤。她觉得阎卓如这么认识她们的人生价值，是对她们的贬低和亵渎。她忍不住问阎卓如：“表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阎卓如宽容地笑笑说：“小芸：，你别激动，我是为你们好。你们能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你们千万别听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给人家当枪使。你们这么做，不是跟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么？”

姑娘们并不认为阎卓如是有意跟她们唱对台戏的，而是因各自的身份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形成这种强烈的认识反差的。因此，她们明确告诉阎卓如，她们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挑唆，这样做完全是自发的。她们觉得她们应该和她把思想勾通，首先让她了解她们、理解她们，然后才能谈到一起，最终争取能给她们增加工资。

因此她们推举曼芸把她们的想法讲给阎卓如听。

曼芸的嘴巴原本就厉害，加之来到西州市又得到了锻炼，更厉害了，说起话来真有点口若悬河的味道，句句话说出口，像金珠落入玉盘一样悦耳，像刚开刃的刀子一样锋利，像哲人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一样富有理性。

曼芸告诉阎卓如，她们和国家正式职工不同。国家正式职工端着铁饭碗，旱涝保收，该调资时就调资，该升职时就升职；想调到好的单位去工作，办一个手续即可如愿以偿；病了照领工资，还享受着公费医疗；工作干好干坏不影响收入，不上班都有钱挣。而她们什么也没有，难道能一辈子为这三十块钱的工资吊死在一棵树上吗？她说，她们现在还年轻，又没有拖累，可以这样干下去。可是等她们累病了，结婚生孩子了，年龄大了干不动活了，商场还能要她们吗！到那时她们该怎么办？作了一番比较后，她接着说，正因如此，她们的奉献精神是有限的，她要求干一份活就挣一分钱，把她们应该得到的报酬争到手，也好未雨绸缪，为将来的生活早作打算。她用个体户招工付给的工资标准和她们的工资标准作比较，提醒阎卓如，她们为华夏商场创造的价值是很大的，仅用三十块钱哄她们，她们太吃亏了。

说到此，曼芸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证明她的话是没有一点错的。她说：“表姨，我三个月前从广州给商场采购回来的那批羊毛衫，才一个星期就被抢购一空，商场净赚了二十多万元。不瞒表姨说，为了搞到这批羊毛衫，我可是把命都搭上了。三天三夜没睡觉莫要说起，单是因为这批货得罪了三家商场的采购，人家气急了，想在旅馆门外截住痛打我一顿。好在我提前发现了她们的举动，没敢露面，在旅馆里关了自己三天，最后才偷偷跑到车站，躲过了这场厄运。可是，商场却多连一分钱也不给我，我的心里能平衡吗？”

阎卓如并不固执，曼芸讲的这一番道理还是能接受的。可是传统观念在她的头脑里的积淀太厚了，她不理解这些农村来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居然赤裸裸地向领导争工资，还说她们的奉献精神是有限的。她心里说：“改革开放就不要讲奉献精神了吗？向组织讨价还价，老考虑个人利益，这哪里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简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样！”她不同意曼芸说商场对于干出成绩的职工不多给一分钱的说法。她反驳说：“商场不是每年都要评选先进工作者，表彰奖励么？工作干好了，怎么不多给一分钱！”

曼芸不由用嘲讽的表情笑了笑，然后说：“表姨的话没错，每年是评先进工作者，也表彰奖励。可是，每年只发给先进工作一个喝水的茶杯和一个脸盆，上面写一个红‘奖’字。这些奖品还都是商场积压品，算足了也不过十多块钱——我都领下三个茶杯、三个洗脸盆了。我一个人能用得着吗？表姨，仅用这十几块钱的东西，能体现多劳多得、奖勤罚懒吗？有好多正式工，一年有半年不上班，最大的损失也不过就是少领一个茶杯、一个脸盆而已。我要是正式工，宁肯不要这一个茶杯、一个脸盆。”姐妹们静静听着曼芸代表她们陈述她们的理由。

她们觉得曼芸说出了她们想说而又难以准确表达出来的话，她们一个个心里暗暗高兴，喝彩曼芸有胆有识，有水平，就是胜她们一筹。

等曼芸把话说毕，姑娘们似乎觉得她们已经胜利了，便逼着阎卓如表态，问阎卓如到底同不同意给她们增加工资，到底能增加多少？

阎卓如是一个办什么事都要讲原则的人。眼下，她尽管不同意姑娘们的做法，也不完全同意曼芸讲得那番道理，但她也认为姑娘们的工资是太低了，每年用于奖励的钱确实太少了，应该考虑提高一点，增加一点，也好安定人心。可这两个问题当初都是在局务会议上定的，要变还得拿到局务会议上去研究。她认为她个人是无权决定这个问题的，原则问题不能马虎。于是，她把她的想法告诉姑娘们，请姑娘们理解她的苦衷，答应她等局务会议研究后再答复她们。

姑娘们原是和阎卓如有感情的。她们都是她亲自招收来的，她三年来对她们也不薄，工作上信任她们，生活上关心体贴她们；她们也投桃报李，尊敬她，爱戴她，信任她，把她当长辈看。感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效力。姑娘们切切私语一阵，终于答应了阎卓如。不过，她们担心这件事久拖不决——中国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习惯于用拖的办法回避那些棘手的问题。因此，她们临走出办公室时，还是给阎卓如提出一个小小条件：三天后必须答复她们。她们为了给阎卓如施加压力，促使阎卓如在局务会议上能替她们说话，最终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她们在提出时限后，还留下一句带有要挟性的话：“如果局领导三天后不答应给我们增加工资的话，我们就到个体户那里报到去了。”

姑娘们都走了，阎卓如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写字台边的椅子上，从临街的窗户上看楼下那一伙伙、一堆堆和各单位领导讨价还价、争着租赁店铺的市民和农民个体户们。

此时此刻，阎卓如对这些人的看法，也许因刚才办公室里发生的事冲掉了她身上的什么东西，竟产生了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改变。她当然不会敬佩他们，也不会羡慕他们，但她承认他们中有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承认他们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总有一天会对她构成一种威胁。她的华夏商场的十九个农村姑娘要集体辞职，不就是他们的这种威胁发出的一个信号吗？她不由打一个冷颤，白皙而漂亮的脸上凝固下一个苦笑。但她自信，她是不会败在他们手下的。她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国营大商场，衰败到任何一步，也会比那些个体户有实力的。

阎卓如终于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开始考虑如何在局务会议上说服局里的领导，特别是说服局长王执于，同意给那十九个山姑娘增加工资，同意增加年终奖励费。不过，局里的情况她清楚，她是没有必胜把握的。

阎卓如不知怎么感到办公室里有点沉闷，想出去透透气。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留下一串“咯哒、咯哒”节奏很慢的皮鞋底叩击着水泥地板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