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南钱北纪(1 / 2)
阮元问道:“既然那恒瑞无能,朝廷为何选他做福建将军?”
钱大昕道:“只不过他长袖善舞罢了。这恒瑞,朝廷里人最是清楚,他和当朝领班的阿中堂是姻亲,阿中堂有位孙儿,是他女婿。可另一边呢?听说他家车马,去和中堂府上,也已不止一两次了。这朝廷里,阿中堂是战功卓著,和中堂却一直是文臣,二人素来不睦,便是我这个十年不入官场之人,也多有耳闻。这恒瑞两头都巴结着,自然有大官做了。唉,只可惜柴大纪将军,素来也是以武勇闻名,他这一迁延不进,却把柴将军一个人扔在诸罗,听闻柴将军部下只有千余孤军,也不知困守孤城,能撑得到几时啊?”
说到这里,也不禁感慨这一科进士起来,道:“这一仗下来,却也苦了要中进士的这些学子。翰林院那边,掌院之事,乃是阿中堂和嵇中堂兼着,嵇中堂年事已高,近年任事不多了,眼看军务繁忙,阿中堂又得顾着军机处。渊如即便中了进士,后面想得朝廷提携,也不容易了。或许你这次未能取中,也不是坏事。”
钱大昕所言嵇中堂,便是清代治水名臣嵇璜,他与乾隆同岁,但身体却不如乾隆壮健,故而到了古稀之年,只得担任大学士,却进不了军机处。对于这些,阮元和钱大昕也自有耳闻。
说着说着,二人也渐渐走回了总商行馆,门房见钱大昕样貌,知是贵客,也连忙奉上茶点,钱大昕和阮元一时坐定,眼看阮元走了这一路,心情略有平复,钱大昕方道:
“伯元,其实你今年也不过二十四岁,老夫想想,老夫二十四岁那年,学行可还不如你呢。我是雍正六年生人,二十四岁那年,正值皇上第一次南巡,当时我也是意气风发,想着皇恩浩荡,不妨前往一见。正赶上那年皇上格外开恩,特赐了一场恩科乡试,我当年也是幸运,原本想着江南乡试那般艰难,也不知几时才能中举人,可那场恩科,我竟然中了,从此便有了举人功名。伯元,你可能也知道,你谢恩师当年,也是那一场恩科,得了皇上恩赐举人呢。”
“可是啊。”钱大昕也叹道:“即便如此,我却也不得立刻中进士,后来乾隆十九年时,那一科会试,我才得以登科,想来那年已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伯元,你是正科中的举人,应该比老夫更有前途才对。”
阮元道:“先生客气了,这科举功名,本就与才学关系不大。否则……否则我想,渊如兄早在十年之前,就应该进士及第了。”
钱大昕笑道:“伯元所言,也有些道理。松崖先生一生只是生员,可他学行,天下人哪个敢小瞧了?东原先生临终之前方得中式,他著书立说之时,也只是举人。哈哈,这样一想,老夫功名还不低呢。也对,老夫挂冠归乡之时,已是正四品少詹事了。只是……当日有些不快之事,故而服除之后,便未归京入仕。”他所谓松崖先生,是乾隆初期名儒惠栋,乃是与戴震相呼应的吴派汉学代表人物。
说到这里,也不禁对阮元有些担忧,道:“伯元,老夫相信,你这次不得取中,也是家中有些变故,脱不开身,若是下一次会试,没有这些滞碍,或许你便能中式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京城考进士,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做了官,为民造福?还是只想着赚些钱补贴家用?或者只是为了在宫禁之内,多寻些平日见不到的书呢?”
“先生,在下考试为官,自然是想着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事了。”阮元先前在李晴山家,就被老师问过这个问题,一时也不得其解。后来想想,祖父就曾经应过武举,还是武进士,不妨向他学习一番。而回想祖父那些遗物,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部《数理精蕴》,随即也想起了上面那“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八个干枯瘦劲的大字。
此时听钱大昕这一问,这深入脑海的八个字便即脱口而出。可此言一出,他却隐隐发觉,这八个字看似熟悉无比,却又异常陌生,似乎自己并不清楚其中含义,一时发愣,也不敢再言语。
“上报皇恩,下安黎庶?”钱大昕笑道:“伯元,你说皇恩,那我问你,皇上相貌如何,你可见过?对了,你说你在康山草堂见过,那皇上对你,可有半句言语?你从未对我说过,应该是没有吧?既然皇上与你,连一句话都没说过,那这皇恩,你觉得从何而来呢?你说下安黎庶,那我问你,你一生之中,见过多少贫苦百姓?老夫听你说过,你自幼生长扬州,还去过仪征、江阴和江宁,老夫不妨和你直言,扬州这些地方,虽然也有穷人,可贫苦无依,衣食不给之人,并不算多。我做学政之时,曾在河南、湖广游历,那里多得是既无田产,又非佣工的流民,他们平日衣衫褴褛,每日能得一餐,便已大为不易,更不要谈安居之所,世代永业了。这些真正的穷困之人,你这二十余年,只怕也没见过几个吧?你上不知皇上为人,下不知百姓困顿,却说这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语,你要如何去报皇恩,报什么恩?又要如何去安黎庶?你有办法吗?我知道你书本之上,也可以寻得这番字句,可你也要记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阮元听了钱大昕这番话,自是心悦诚服,忙答道:“先生教训得是。”
钱大昕见他神色歉疚,也知道他多读圣贤之书,心中总是有心怀万民之意,眼下虽是未经实事,可有了这番初心,日后想是不会永远纸上谈兵下去。便道:“伯元,你年纪尚轻,可能这样问你,是我问的早了。眼下回想起来,我二十四岁之时,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想着多读书史,便能济世救民,我又怎能强求与你?之前和你说起内阁中书一事,你可以想想。二云那日所说,著书立说之事,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番。”
阮元笑道:“先生既然觉得,做内阁中书都会耽误会试,那为何著书立说之事,先生还要再提呢?”
钱大昕道:“你未经尝试,故而不知,眼下若说著书,哪一个后学不得先遍观经籍,尽集天下至论,才能推陈出新?似前朝有些俗儒那般出言无据,张口便来的做法,本朝已是行不通了。所以呢,你著书之时,也必然要重新温习毕生所学,你遍观经籍之时,也自可将相关掌故,一一融会贯通。其实对于会试,大有好处。只是老夫不知,伯元,你经史兼通,确实不错,可是否有专精之处呢?”
阮元道:“不瞒先生,学生近年应举,对于精通一事,实在想的不多。”
钱大昕想想,又道:“伯元,那除了经史之外,你可另有所长?譬如……算学如何,老夫在翰林时,也曾多年致力算学,不论梅氏学,还是欧罗巴的弧三角测量之法,老夫都有些根底呢。”所谓梅氏学,指的是清初算学大家梅文鼎的相关学问。
说道算学,阮元倒是确有些兴趣,道:“若论算学,学生家里有家祖留下的算经,学生年少之时,曾遍览其中三统四分、小轮椭圆之法,只是……”想到这里,忽然想到,他于《五经》之中,最为擅长之学乃是《礼记》。又为了精通《礼记》,三礼中另两部《周礼》、《仪礼》也时常研读。而《周礼》之中,最后的《考工记》部分,多涉舟车营造之法,正与算学相通。
想到这里,渐渐有了主意,便向钱大昕道:“先生,学生记得,《周礼》之中,精于《考工记》一篇的先儒,似乎不多。学生眼下学问,不足以通一经,但若只为这一篇做些注解,倒还应对得来,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钱大昕笑道:“妙极、妙极!伯元,你初出茅庐,自不必想着通经之事,若能于一二细微之处,阐发大义,便也足够了。这《考工记》一篇,虽然江慎修、戴东原诸公也自有议论,可终是博而不精。伯元若能精于此篇,想自成一家,却要比他人容易得多呢!”
二人正谈笑间,江彩也已到了厅里,眼看钱大昕坐在上首,她虽已有孕将近八个月,也连忙行礼道:“见过钱先生了,伯元的事,我刚才已听人说了,也是我的不对,生了这几个月病,竟耽误了伯元科考之事。”
钱大昕忙示意江彩起来,道:“夫人有孕在身,就无需多礼了。夫人若这样想,就是夫人想偏了。其实这届会试,中式者不过一百三十七人,便是我那好友孙渊如,出场之后,也不敢说此科必中。伯元中与不中,都是常事,何必如此烦恼?更何况,夫人身子不适,伯元悉心照看于你,不是真正的君子作风吗?若是伯元眼看你病痛缠身,却不管不顾,只顾着自己考试。哼哼,说不定眼下,老夫已没有他这个朋友了!”
听到这里,阮元和江彩也都是一惊,钱大昕眼看江彩有孕,站立困难,忙示意行馆下人,给江彩找来椅子,让她坐下了。这才缓缓说道:“伯元,夫人,你们可曾想过,若应试举子,真的取中进士,就是朝廷命官了。朝廷是需要爱民如子,关心生民疾苦的父母官,还是不顾百姓死活,只知肆意盘剥,弄得府库充盈,便自诩大功一件的那所谓‘能吏’?哈哈,‘能吏’这个词,国朝用的,也不少了。可只要让府库充盈,国家钱粮不缺,便是能吏吗?伯元,你读过《魏书》,应知长尺大斗为何物,读过《宋史》,也应知‘丰亨豫大’是何意。百姓交得五斗粮食,他用大斗来称,便只够四斗,百姓无奈,只好多交一斗,才能完税,以此弄得府库充盈。朝廷不知其中因由,便称其为能吏。这些人,哪里配得上能吏二字,依我看,只应称其为豺狼!”
钱大昕说起这些,言辞激愤,江彩有孕在身,也被惊得阵阵疼痛。阮元看了,也只得下来,先扶着江彩。钱大昕看了,方知自己言语重了,遂渐渐温和道:“夫人,是我言语重了,实在对不起。只是这些事,归京以来亲眼见着,竟比十年之前,还不如了,故而有感于此。伯元,可惜这些披着‘能吏’皮毛的豺狼,朝廷还真当他们是人才呢。眼下补着湖广总督之位的这位李侍尧李大人,不就是吗?乾隆四十五年,他贪纵营私,眼看供认不讳,已是斩决之罪。却只因那什么‘议勤’、‘议能’,就改了斩监候,日子久了,竟又复了一品官位。哈哈,他那般勤能,不过仗着自己有些伎俩,尚弹压得住百姓。若有一日,他弹压不住了,只恐那般议勤议能之人,悔之无极啊。”
此时钱大昕还未知晓,乾隆因闽浙总督常青年迈,很快更换新人,而新到任的闽浙总督,正是这位李侍尧。不过次年,李侍尧便因病去世,阮元并未与他同朝为官。
钱大昕眼看江彩神色,也知道她不过一两个月,便要临盆,也不敢再打扰,再次道歉过了,也就向阮元道别。阮元送了钱大昕出去,可对他所说治学立说、为官所求诸事,却也一时陷入沉思,不得解法。
钱大昕的另一个预言,却很快成了现实。由于林爽文反清之战,清廷经年不能平定,乾隆、阿桂、王杰等人,日夜忙于军机要事,果然翰林教习一事,比之前懈怠了不少。王杰自然也对李侍尧赴任闽浙总督一事,感到不满,但乾隆自有自己的理由,王杰也难以反驳。
这年六月中,江彩终于诞下一女,阮元见了,自也无比怜爱,想着自己二十四岁,才得一女,已是有些晚了,女儿自应该多加呵护,日后福寿双全才是。又想着“全”字太常见,便加了草头,将女儿命名为阮荃。
可谁知后来一天夜里,江彩却突然和阮元说起,自己想带着孩子回扬州。
阮元不解,忙问其故。江彩道:“夫子,这半年来,我一直看着。夫子为了我的病,已是耽误了一届科考,这夏去秋来,冬天也近了,若是这个冬天,我又生病,你可如何是好?荃儿这出生不久,看你神色,又分了大半精力在荃儿身上,似你这般应考,后年那一届,你又如何便说,自己一定能考中呢?我母女两个若再留在京里,只怕反误了你。不如先回家去,若是你下一届中了,或是不愿考了,想回扬州来,我们再见面也不迟啊。”
虽然江彩说的有理,但阮元终究不愿分离,道:“夫人何必如此紧张,这两淮总商行馆,下人自也不少,总是有个办法,能照顾好夫人和孩子的啊?”
江彩道:“这行馆你也待了一年了,难道还没看出来?行馆人手虽多,可各有公事要做,哪有那许多人来照看你我?况且我生病的时候,下人也来过,你不是一样放不下心?夫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荃儿。可眼看这会试,对夫子而言,是决定未来的大事,夫子怎么能因为你我之情,就把未来的前程耽搁了呢?”
阮元也知道,妻子说出这番话,定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了。即使他再行挽留,妻子也有自己的理由。更何况这两淮总商行馆,本就是江家人在打理。若江彩执意要走,自己根本拦不住。也只好笑道:“这总商行馆,总是江家在管,夫人执意要走,难道我还留得下不成?只是夫人,若日后我真中了进士,夫人便不会水土不服了?若真有那一日,夫人也总要适应京城才好啊。”
江彩也笑道:“夫子怎么如此糊涂?我身子好着呢!只是你眼下尚未取中进士,夫人我心里,自然也不安稳,故而才病了一场。若是夫子真有那么一天,登科做了官,我也就安心了。到那个时候,我才不会水土不服呢!以后我的事,你就放心吧。只是你这里,有一件事,可一定要答应我。”
阮元也有些不解,问道:“是什么事,竟然要夫人如此操心?”
“我不在了,你可不许找别的姑娘。我回来之前,不准想纳妾的事!”
“那若是我回扬州了呢?”
“那定是你庸碌无能了。一个无能之人,还想什么纳妾?哼!”
当然,江彩心里也清楚,阮元一读起书,完全可以整天不离开行馆,连出门都不太可能,自然不会有其他“后患”了。如此要求,其实也只是戏谑之言。这年八月中秋刚过,江彩带了阮荃,暂归扬州去了。两人上一年许下的重阳糕之约,终是未能如愿。
阮元送别江彩之后,想着钱大昕著书立说之言,也自觉可以一试。便开始一边准备会试,一边精研《考工记》,读书治学之事,日复一日,并无多少区别。很快已是乾隆五十三年的初夏了。
眼看春去夏来,东南战事,也终于结束,朝廷这边福康安、海兰察带着精兵直扑敌营,成功抓获林爽文,送来京城处死。一时间军机处和各大部院,也都松了一口气,不少之前日夜劳碌的官员,也得到了几日休息时间。这一日钱大昕约了邵晋涵、孙星衍等一批名儒,便准备在陶然亭集会,品评近年来的年轻后学。
钱大昕、孙星衍、邵晋涵早早来到陶然亭,不久,又有二人前来,钱大昕见其样貌,知是工部郎中王念孙、礼部郎中任大椿,便上前道:“怀祖、子田,今日这聚会,可等了你们好久了!”王念孙字怀祖,任大椿字子田,便以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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