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8 乐观悲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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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巧的是,那个唯一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红色国家,还正在欧洲、亚洲,乃至全世界,积极推进他们的影响力扩张,他们似乎要将他们那一套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将全世界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不甘心退出世界霸主舞台的搅屎棍,在不停的渲染赤色威胁,在四处宣扬意识形态对抗的那一套理论,尽管谁都知道,这个搅屎棍打的算盘,就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但对抗的想法却始终无法从脑子里踢出去。

于是,就像维克托所考虑的那样,战后美苏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没有了杜鲁门主义,也会出来一个别的什么主义;没有了凯南的那份八千字报告,也必然会有别的一份同样性质的报告;没有了马歇尔,也免不了会有个驴歇鼻。总而言之,该来的总是会来,这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维克托也知道,在如今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内部,对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问题,一直都有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就是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能够得到持续改善,而另一派则是悲观论,认为西方国家颠覆苏联的企图永远不会变,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将会重新凸显出来,更有甚者,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是联盟所需要面对的战争之一,一旦德国人投降了,或许苏联马上就会遭到西方国家的进攻。

没错,现在认为德国人投降之后,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立刻就会爆发战争的人,同样是存在的,而且还有不少,为此,这些人提出主张,认为苏军应该加快向西推进的步伐,争取抢在盟军之前,将战线推进到易北河,并在易北河构筑防御工事。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募兵工作不仅不应该削弱,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以备后续战事的发展。

总而言之,就目前而言,对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战后关系问题,乐观的人太过乐观,悲观的人则太过悲观,真正秉持着正确想法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主流的观点,则是偏于乐观的,他们普遍认为,战后联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然不见得会多么好,但至少不会敌对了,换句话说,盟友们将来的友谊,还是可以稍稍争取一下的。

为什么斯大林同志认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对外情报工作,在重要性上,可以稍稍让位于对内情报与反谍报工作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是抱有一定期望的。

维克托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考虑,为什么斯大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政策?在这里面,或许同样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位领袖同志有些乐观的认为,等到对德战争结束之后,苏联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或许不会再像战争爆发之前那般的复杂、艰难了。

一支香烟很快抽完,不过维克托也好,葛罗米柯也罢,两人都没想着直接离开,而是又凑在一块闲聊了一会儿。

对于维克托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葛罗米柯接触,更是第一次彼此交谈,在他看来,这位看上去很精神的外交官,言谈举止都很有风度,待人接物也很不错,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而对于葛罗米柯来说,这同样也是他第一次与维克托接触,在他看来,这位深得斯大林同志器重的联盟情报第一人,显然也不像传说中那么的冷酷无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人甚至有些过分的谦和了,与他交流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压力,就像是在与一个交往多年的邻居闲谈一般。

两人之间的交流,直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出现了斯大林同志的身影时,才宣告结束,两人对彼此的印象还都不错,分手的时候,还彼此考虑着将来可以多多接触,说不定将来可以做个朋友呢。

此时的维克托并不知道,他与葛罗米柯同志在列宁墓下的第一次偶遇,竟然只是两人频繁交往的一个开端,当然,维克托更不知道的是,随着他脱离对外情报工作那个舞台,转而负担起对内情报与反谍报、意识形态保卫等国内工作,他的交际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出现在他的视野、交际范围内,而这些,都是由工作的不同性质决定的。

当斯大林同志与各国使节代表们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临近十点钟了,约莫十分钟之后,顶着头顶灼烤的烈日,排成一个个方阵的德军战俘,终于出现在了红场上。

此时承担着安全保卫工作的维克托,已经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远远看着那些在广场上走过的德军战俘,说实话,维克托还真有点重回历史经典时刻的时空错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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