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第396章 邓尼茨的回忆(2 / 2)

加入书签

  1919年6月2日,我们接到了出击任务,当天下午我的U-68号潜艇和其他潜艇一起驶出了基尔海军基地。潜艇司令部通知我们,协约国又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离开了美国纽约,他们的目的地是法国和英国,我们的任务就是干掉他们。

  对于此次任务,我们并没有以前那样兴奋了。从去年开始,协约国的反潜能力就越来越强大,我们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飞机。虽然我很喜欢潜艇,但我也非常清楚潜艇的弱点,对于飞机这种天空上的对手,我们潜艇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自从美国将大量飞机投入护航之后,以前的那种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有飞机在天上盯着,我们就很难找到攻击机会了,反而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损失比以前大多了。

  但这还不是最不幸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海军的参战,才是真正让帝国潜艇部队退出战争的最大因素。从1919年3月开始,中国海军加入护航之后,帝国潜艇部队就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同时战果也大幅度下降。

  4月份的战果才不到40万吨,而我们却损失了38艘潜艇。到了5月份,情况更加恶劣,我军战果进一步下降到20万吨,而我们却损失了59艘潜艇,被击伤的潜艇多达112艘,其中有三分之一破损严重,恐怕再也不能执行任务了。这样的交换比是实在无法令人高兴。

  前几个月的战例反应出了中国海军的反潜能力的强大,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在夜间发现和找到我们,夜幕再也无法给我们提供安全保障。在此之前,海军参谋部以及我们私下都反复探讨过,中国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找到我们的。为此海军情报部也花了很大力气去了解,但很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头绪。虽然在战前,我们和中国海军有过合作和技术交流,但很明显他们在战前并没有这种能力。

  海军参谋部的一位参谋提出了一个猜想,他认为中国人是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水下听音设备,可以通过潜艇的噪声发现和定位我们的潜艇。这种设备并不稀奇,我们也有类似的设备,还在战前发明的,但是它只能发现附近有没有潜艇和船只,和他们的大致方向,帝国潜艇都装备了这种水下听音器,但是却无法定位声源的准确位置,因为在水下的声音是很难分清准确距离和深度的,而且它经常出故障,时常会误报。如果他的猜想是真的,那么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科技就远远领先帝国了。在战后我才了解到,不但中国有这种设备,英美等国也同样有,具体性能我无法得知,但肯定不如中国的同类产品,这一点从我们的损失就能看出来。

  我们几个艇长对于这次任务都没有抱太多希望,我们互相祝福后,就驶向了大西洋。尽管我已经有牺牲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失败来得如此快。

  6月12日夜间,我们到了亚速尔以北200公里的位置,等待这支编号为W15的船队。因为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的位置距离主要航线比较远,大约50公里以上。为了避开协约国的巡逻飞机,我们白天都没有上浮,保持通气管状态悬浮在水下。

  上午6点20分左右,听音员说突然从我们的左舷方向传来了几声巨大的爆炸声,是在水下,而这时水面上没有船只。我几乎第一时间想到,这是协约国的飞机发现我们了,刚才的爆炸是它们投下的深水炸弹。我连忙下令收起通气管下潜,全速离开现在的位置

  随后,在我们身后又传来了四次爆炸声,声音很大,不用听音员告诉我,我都能听到。6点45分我们驶出了大约7公里,这时附近已经没有异常的声音,我命令停车并上浮到潜望镜高度。

  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做出的决定不是只有,而是继续撤退,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刚刚准备升起潜望镜,听音员突然说,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我还没弄清楚他的意思。就感到潜艇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同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摔倒了。我们的潜艇就像在汤锅里翻滚的香肠,根本站不稳。很快,损管就向我报告,左舷破了个大洞,正在大量进水,耐压舱出现很多破口。同时动力舱也向我报告,电池大量破损,毒气正在蔓延。糟糕的是,主电源也损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封闭电池舱,继续上浮,好在我们已经升到了潜望镜高度,我们用人力升起了通气管,启动了柴油机,花了很大力气才排出了压舱水,浮到了海面上。现在我们的U-68号已经失去了下潜的能力,当我们打开密封门出去后,就看到十几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他们发现我们之后,就有两架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我们附近的海面。

  我知道,这是警告,也是催促我们投降,我能看到它们机腹下的炸弹。同时我也看清了它们机翼上的徽记,是中国人的舰载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投降别无选择,我们这艘受了重伤的潜艇无法逃过十几架飞机的追击,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打出了白旗,大约半小时后,来了两艘中国驱逐舰,把我们接上。我最后一个上船,在上船前,我打开了U-68号的通海阀,亲手将这艘陪伴我三年的老伙计送进了海底。可能有人会说,它本来是中国人制造的,中国人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它,拿去也没用。但它已经是帝国的财产,我们可以投降,但不能帝国财产交给敌人。

  后来我被送到了吉布提的战俘营,中国人把这里重新命名为“炎丘”,意思是燃烧的山。中国人很文明,严格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对我们这些战俘没有任何虐待,当然也没有优待。我们如果身体健康,每天都必须参加劳动,只有中校以上军衔才能免除,很遗憾我当时只是上尉,也没有受伤,所以我也必须每天去工地。

  中国人把我们当成了筑路工人,让我们这些战俘在这里修路,是一条通往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中国特色的2500毫米轨距。我在这里再一次体会了中国人的科技实力,他们在工地上使用了大量的工程机械,还有巨型飞艇。

  这时,我以军官身份得到了一个小小的优待,战俘营长官汪新仁中校召集了我们这批德国军官,问我们愿不愿意学习操作工程机械,他表示现在这里缺少操作人员,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些士兵和黑人一样做最简单的力气活。是的,他们这里有很多黑人战俘,主要是东非军团的,可以看出福尔贝克将军的境况很糟糕,否则不会那么多的黑人士兵被俘。

  我当然愿意学习操作工程机械,怎么说我也是一名帝国军官,我对自己的智商和知识有信心。我在这座战俘营呆了10个月,学会了操作挖掘机、铲土机、压路机还有吊车等多种工程机械,还有车辆驾驶,后来在回国前,战俘营的政治委员陈靠谱中校给了我一叠证书,是多种工程机械的资质证明和驾驶证。他开玩笑说,如果我退役了的话,有这些证件就可以去中国工作了,我当时认为这是个玩笑。

  不过,在战后,我还真的去了中国,当然不是去操纵工程机械……

↑返回顶部↑

书页/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