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始（五）（1 / 2）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政府，就准备委任善耆的儿子担任“驻日大使”。

                见慈禧完全听不进去自己的劝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后，慈禧极其轻微的松了口气。每次和这些人打交道都让慈禧感到一种非常的不开心。别的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出来，只有大太监李莲英极为默契的端了杯茶献了上来。慈禧喝了一口，却问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晚清三屠”之说，蜚声中外。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慈溪问李莲英的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官屠”岑春煊的折子。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壮族人，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史书记载，此公出任两广总督虽只有区区四年,却罢免各级贪官污吏1403人！时人奉岑为“大清最后一青天”。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深受慈禧器重。在立宪的事情上，慈禧更想看看岑春煊的态度。这些年，凡是有能力的大臣，行事上都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都是主张发展教育，兴办实业。而且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些大臣也都竭尽所能的去实践“办教育，兴实业。”的政见。而这些有能的官员也无一例外的支持立宪。

                慈禧的政治底线在于，新政也好，立宪也好，都不能动摇她和她代表的那些势力的政治领导地位。所以，慈禧根本不希望快速立宪。而是采用收买压制的方法来一步步的完成宪政改制。这种时候，慈禧自己只能从那些自己器重的官员上的折子里头去发现能符合她心意的那些人，那些方法。

                “老佛爷，奴婢看过了。没有岑春煊大人的折子。”李莲英连忙回道。

                慈禧没吭声，只是再次喝了口茶。李莲英赶紧奉上托盘，慈禧把茶杯放回托盘上。李莲英把茶给撤了下去。

                管理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廷，让身在深宫里头的慈禧只有一种极为无力的沉重感。本该成为大清栋梁的亲王贝勒早已经腐化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堪任用。给了这些人权力之后，他们除了争权夺利之外，别的什么都干不出来。北洋一系倒是蓬勃兴起，但随着袁世凯逐渐位高权重，他也已经身陷于政治上的斗争的漩涡当中。而慈禧也没有准备支持袁世凯更上层楼的打算。在慈禧看来，政治是不能让一个人获得不可控制的权力的。除了自己之外，谁都不能有控制一切的权力。对于政治，就是人事安排。人事安排就要追求平衡，不能让任何一方做大，对这些人之间的斗争，在不出大问题之前，要旁观，甚至巧妙的引导一下。只有所有人都有求于最高权力者慈禧的时候，慈禧才能控制局面。

                慈溪很清楚岑春煊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由于对皇族大臣奕劻贪庸误国深为不满，岑春煊多次上书予以参劾，遭致视奕劻为靠山的袁世凯敌视，欲取之而后快。慈溪对任何人民口中的“青天大老爷”都没有丝毫的喜爱，“和光同尘”才是慈溪的最爱。她器重岑春煊的理由很简单，岑春煊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忠于朝廷，而且与很多满清朝廷里头的政治派系关系很差。是个可用的重要筹码。至于岑春煊是个清官还是贪官，对于慈禧来说毫无意义可言。因为贪官或者清官只针对百姓有意义，而慈禧根本没有关心过百姓的生死。

                满清的政治游戏规则就是如此简单。

                在慈禧考虑着“官屠”岑春煊政治作用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民党水上支队的指挥部里头，人民党水上支队的党委会议正在讨论“清末三屠”里头的“财屠”张之洞。张之洞在满清时代算是个人杰，不过陈克在人民党内公开宣传，“同志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十年后，张之洞这等资质的人顶多在人民党里头当个科长。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张之洞也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工业体系。咱们人民党十年内的工作，必将几十倍的超过张之洞的这点子业绩。”

                既然党主席如此有信心，同志们也自然觉得安心不少。但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克也反复强调，“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党委会议就呈现出严复主讲张之洞个人情况的研讨会。副主讲毛平曾经受严复之拖，到过汉阳给人治花柳病。也算是在那里有些人脉。他负责讲述汉阳钢铁企业的情况。人民党担心钱不够，干脆带了一批“914”过去。一年多来，914的名声越来越广，亲自在湖北治过病的毛平带了这种药几乎就等同于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