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一 极不情愿的妥协（十四）（1 / 2）

严复不喜欢当官。这位老帅哥懂多国语言，学识渊博，人品也很高洁。实干也好，理论也好，都是清末第一流的人才。但是严复不喜欢当官，因为他是真心不懂，也是真心不喜欢清末官场的那套玩意。

                如果按照新中国的文化标准，严复是正儿八经的高学历。1866年，他考入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的1872年，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留学地更不是什么“西太平洋大学”之类的野鸡学校，而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学院。他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学成归国之后，严复在当时中国海军最高学院“北洋水军学堂”任教，从基层教员干起，一路干到总教习，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海军学院院长的位置。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复还要参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制造局的营运与建设。这等学历与资历放在新中国，严复绝对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再加上严复作为翻译家的功绩，以及他某种程度“思想家”的行动。如果严复去世，这是要在《新闻联播》上发布消息，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追悼会，向着在花丛上覆盖着党旗的严复遗体三鞠躬。随后追忆严复生平以及功绩的各种媒体新闻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在满清时代，严复的真正地位很尴尬。他只能称为“不算啥”。因为严复“没功名”。由于1866年严复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放弃“走科举正途”，转而进入“国家能够安排工作”的职业学校学习。

                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严复取得选用道员资格。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

                如果把新中国的学历与相关位置比较的话，严复这个经历大概可以形容为“由于严复一直从事海军专业，没有能通过与公务员考试，故其职位均为临时工。”

                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在满清时代这还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是为了当官，当官是为了管人。至于专业知识，特别是海军知识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值得尊重和认同的学历。这个学历，更不是能够与科举等同的学历。

                满清体制之所以被称为“落后”，就是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全面引入科学体系。这个体制被称为“腐朽”，则是这个体制本质上是反对平等，维护等级的。

                严复从事的海军以及工业的学历，以及在让他根本不能成为这个体制中被承认的“统治阶级”。严复在自己专业上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认识，则让严复在这个体制内格格不入。

                当然，严复也不是没有“抗争过”，他当了官之后，四次参加科举，均是惨败。后来严复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后，也自己设计过新的“教育体系”。只是这些“抗争”未免太无用，既改变不了严复的命运，也改变不了中国的命运。

                直到严复加入根据地之后，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归属感”。

                人民党建立的体制，或者说陈克建立的体制，全面抄袭新中国。通过义务教育保证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知识来有效与社会进行沟通。专业教育则是培训劳动者的职业能力。“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是陈克抄袭的口号。

                严复曾经自己设计的新的中国教育体系里面，也羞羞答答的试着以义务教育替代科举。在他的梦想完全是个纸面设计的时候，人民党已经强势开始推行新的教育体系。作为中国当时少有的理论与实践兼备的“职业军人劳动者”，严复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切学历在这个新政权里面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出任教育部长也好，出任海军学校的校长也好，严复明白的看到，人民党尊重的并非仅仅是严复在哪个大学上过学，而是严复通过学习得到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人民党的教育体系，不是在培育专门当官的人，而是在培育能干事的劳动者。官员则是通过内部选拔机制从各个行业的劳动者中选拔出来的。

                严复一生的郁闷在根据地得到了消解，严复一生的希望在人民党根据地得到了实现，这是严复死心塌地参加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袁世凯邀请严复出任共和国内阁总理的信件交到严复手中的时候，这位老帅哥第一个感觉是“袁项城你是在开玩笑吧？”

                满清官场给严复留下太多“一点都不美好”的回忆。放弃在根据地大展拳脚的舒心的日子，跑去当一个注定被各方刁难的“内阁总理”，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严复认为自己除非犯了精神病，否则的话绝对不会去搞这等幺蛾子。

                可陈克的态度令严复很是意外，看完了严复交上来的信后，陈克平静的说道：“严复同志，如果是组织上要求你出任这个总理的话，你愿意去么？”

                “为何？”严复认真的问道。

                “开会的时候我会专门谈到这件事。”陈克依旧平静的说道。

                就根据地里面的干部对陈克的观察，一般来说，陈克露出这种平静神色的时候，那是出事了，陈克已经集结起大部分脑力去面对这个问题。与其说这是陈克装出的平静，倒不如说是陈克在进入激烈斗争状态前进行的自我调整。

                “什么时候开会？”

                “马上。”

                陈克与绝大多数20世纪7、8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对于宣传有着一种厌恶。认为这些宣传大部分夸夸其谈。同样，陈克经常会被历史上党的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的热泪盈眶。

                直到自己干起革命来，陈克才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分析。改革开放后的宣传很少讲具体事情的流程怎么做的。只是把某几个“英雄行为”无限制的扩大。然后在这些行为上涂脂抹粉。本来好好的事情，经过这么一番加工，珍馐美味也变了令人恶心的狗屎。

                就如经常出现的“视死如归”这码事，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谁都想首先追求自身的安全，避免死亡。只要是人类，都会如此选择。陈克绝对不想死于非命，因为这是写在人类基因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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