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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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警察连忙打圆场:“如果我们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你们当然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但是你们今天必须说清楚,刚才在剧院打架行凶的人是谁?在哪儿住?”

周晓白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不知道。”

男警察道:“我们公安机关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和刚才打架的那伙流氓是一起的。”

“那么就拿出证据来。”罗芸大声说。

男警察的态度还是很和气:“剧场的工作人员看见你们坐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这就是人证。其实,只要你们说出那伙流氓的姓名、地址,我就马上放你们走,也不会和你们家长说。”

周晓白懒得再解释了:“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些人,想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

女警察合上记录本:“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只好送你们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预审科的同志来问你们吧。”她站起来准备打电话。

周晓白没想到警察会拘留她们,她无奈地使出最后一招:“我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男警察很惊讶:“你爸爸是谁……”

周晓白平时很鄙视干部子女动不动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认为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这一招了。她看出来了,警察们还真不是吓唬她们。周晓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亲的秘书刘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

刘秘书跟随周镇南很多年了,几乎是看着周晓白长大的,以他的办事能力处理这类小事自然是游刃有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吉姆轿车就停在了派出所门前,身穿军装的刘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交谈了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周晓白和罗芸昂着头坐进轿车,派出所所长一个劲儿向刘秘书道歉,殷勤地将他们送出大门。汽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周晓白回头望去,见那几个警察还站在那里。

最使周晓白愤怒的是,她为钟跃民蒙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钟跃民不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而且连面都不露了,这个人似乎失踪了。

钟跃民正忙着呢,小浑蛋和李奎勇在天桥剧场成功地突出重围,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义的色彩。总之,小浑蛋成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京城的“老兵”面子栽大了。钟跃民和张海洋咽不下这口气,他俩分别绞尽脑汁地准备独自收拾小浑蛋。

钟跃民自从上次在玉渊潭公园和李奎勇闹翻后,便把李奎勇也当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哥们儿义气抛在脑后,他多次向张海洋说,再碰见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张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价值,他知道小浑蛋这类人是不会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己的秘密落脚处,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浑蛋的住处,所以,当他得知钟跃民约李奎勇在玉渊潭公园见面时,就预先安排了两个人在附近守候,当钟跃民和李奎勇谈崩了,两人不欢而散时,李奎勇已经被盯上了。

张海洋没费什么事就发现了小浑蛋的藏身之处,按照计划,他和钟跃民该行动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区南横街一带的一个很破烂的院子里,这个大杂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李奎勇一家7口住着两间东房。北京的平房面积很小,这两间房子其实总共只有14平方米,屋子里没地方摆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积用于睡觉,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床上进行的。当然,说床还不太准确,他家根本买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红砖支起的大通铺,全家的换洗衣服都放在几个木箱里,木箱放在铺板上靠墙的一侧,3个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吃饭时用炕桌,他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坐在炕桌前盘腿吃饭,李奎勇是长子,被允许坐在炕桌前,他妈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饭的份儿——李奎勇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李奎勇的父亲李顺发早年从沧州逃荒来到京城,一个逃荒的农民没什么手艺,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因此拉黄包车成了首选的职业。不过一踏进这行再想改行就难了,这种职业的人本来是娶不起老婆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家无隔夜粮。这话绝不是夸张,干这行的人每天的饭食全凭当天挣,一天不干活就非饿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顺发这辈子也就打光棍了,要真是这样,也就轮不上李奎勇来到这个世界上拔份儿了。1949年对于李顺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李顺发1951年回家乡领来个乡下丫头成了亲,1952年就有了李奎勇。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添一个孩子,每增加一个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这似乎是个规律,人越穷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穷,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顺发夫妇一共生了9胎,活下来6个,所以李奎勇有3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顺发不用再拉黄包车了,他参加了三轮车联社,蹬上了平板三轮车。北京人戏称这行为“板儿爷”,大概就是从平板三轮车上的那块木板得的名,三轮车的俗称就叫“板儿车”。李顺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定了56元的工资,当时他还挺知足,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很便宜,一个人养一大家子不算太难。可是后来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教授都吃不饱,何况是李顺发家了,李顺发的身体就是那时垮下来的。蹬板儿车这行需要体力,当时的汽车很少,货运主要靠三轮车,蹬板儿车的人除了要远距离蹬车,还要负责装卸货物,体力消耗极大。困难时期,李顺发一家的日子真有点儿过不下去了,李顺发眼看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简直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紧腰带。等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李顺发的身体也垮了。老天爷一点儿也不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1965年春节刚过,李顺发就撒手西去,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

父亲一死,李奎勇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幸亏是社会主义国家,李顺发的单位按规定承担抚恤金的发放。穷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当家,李奎勇虽然还没有工作,却承担起了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他的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是一言九鼎。

穷人家的孩子在性格上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极其自尊,要么就是极其自卑,李奎勇属于前者。他从小就好勇斗狠,打起架来不要命,他练摔跤、打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只要求平等,要求受到尊重,如果别人不给他平等,他就会用拳头说话。他之所以能和钟跃民成为朋友,就是因为钟跃民能和他平等相处。而现在,他和钟跃民翻了脸,也同样是因为“老兵”这个圈子和他们这些平民子弟的天然对立,既然钟跃民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他和钟跃民的交情就算是走到头了。

这些日子,李奎勇没在家里住,他和小浑蛋住在陶然亭附近的一座简易楼里。这是小浑蛋的一个手下的房子,这种楼房的结构极为简单,造价也很低,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这类楼房一般为3层,每层都有公用厕所和水房,楼道两侧是住户的房间,条件很简陋,这类房子里的住户都是底层的市民。小浑蛋的名声虽响,但这对他的实际生活却帮助不大,出身底层的人彼此之间能够提供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能借你一间房子已经是天大的帮助了。李奎勇和小浑蛋“刷夜”可不像大院里的那些“老兵”那样容易,他们的生存空间实在太狭窄了。从这点上说,他们和“老兵”的角逐简直毫无取胜的可能。

小浑蛋是个负案在身的人,不光“老兵”在找他,公安局也在找他,无论谁找到他,都意味着完蛋。小浑蛋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不大在乎,他每天照样和李奎勇一起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吃佛”。“吃佛”是一句行话,北京的扒手们自称“佛爷”,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倒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他们希望有份儿大的流氓做他们的靠山,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而他们则从偷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进贡给流氓作为回报,流氓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贡品,名曰“吃佛”。

以小浑蛋的名声,自愿向他进贡的“佛爷”自然很多,因此,李奎勇和小浑蛋倒不缺钱花。他们最缺的是秘密落脚点,按照狡兔三窟的原则,他们应该多安排几个藏身之处,以备不时之需,但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做到这点很难。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北京只建了很少的住宅房,而人口倒是增长了若干倍,在底层老百姓看来,房子比老婆还难找。李奎勇和小浑蛋心里都明白,和李援朝相比,他们实在是处于劣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决定偷袭小浑蛋,按钟跃民的计划,时间选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他派几个人去砸李奎勇家的玻璃,他推算李奎勇得知自己家被砸后肯定要回家看看。调开了李奎勇,他们就少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凭他们两个人收拾一个小浑蛋绰绰有余。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和李奎勇还共同回忆起那个夜晚发生的事,不过,两人的感觉不太一样。钟跃民只记得他与张海洋在那个夜晚以二对一的阵容和小浑蛋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和以往打架斗殴截然不同,这是一场真正的以命相搏的格斗。

李奎勇记得那天晚上他和小浑蛋在那间屋子里相对而坐,桌子中间摆着一瓶二锅头酒,两人喝得满脸通红。那间屋子里没什么家具,他们睡的是地铺,地铺上零乱地扔着很多衣物,都是他们抢来的将校呢大衣、上衣、帽子等。两人正聊着,李奎勇的三弟李奎元来了,说家里的窗玻璃让人给砸了,西北风直往屋里灌,根本没法睡觉。李奎勇一听就火了,谁他妈的这么大胆儿?他没什么仇人,仔细一琢磨就明白了,这事儿除了钟跃民就没别人了,这小子从小就一肚子坏水,只有他能想出这损招儿来。李奎勇当时发誓,再见了钟跃民非给这小子放点儿血不可。但今天晚上他必须回家想办法堵窗户,不然全家人无法睡觉,他骂不绝口地跟三弟回了家。

那天晚上他把棉被挂在窗户上堵住了西北风,折腾了半天,等他赶回那座简易楼时,发现房门大开,屋子里一片狼藉,像是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小浑蛋已不知去向。李奎勇这才如梦初醒,他上了钟跃民的当。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楼对面的一个门洞里看着李奎勇和弟弟走远了,他们相对一笑,从袖子里掣出短棍。这是一截锯短的铁管,他们知道,对付短刀最有效的兵器就是短棍。两人悄悄进了楼道,无声地走上楼梯。在二层的一个房门前,张海洋悄悄作了个手势,闪在一边,钟跃民猛地一脚踹开房门,两人一先一后冲了进去。

房间内已经躺下睡觉的小浑蛋随着门被踹开的响声敏捷地从枕头下抽出把****,穿着短裤背心跳起来,摆出格斗的架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手持短棍一步步逼近,双方成对峙状。

钟跃民冷冷道:“小浑蛋,把你那刀子放下,不然我打断你的胳膊。”

小浑蛋赞道:“真是行家,用短棍对付我的刀子,看来你们惦记我不是一天两天啦。你就是钟跃民吧?常听奎勇提起你。这位怎么称呼?咱们都见过吗?”

张海洋晃晃手里的短棍:“小浑蛋,废话少说,你不是号称‘京城第一杀手’吗,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出来。”

小浑蛋笑笑:“哥们儿,这不太公平吧?两个对一个还不让我穿衣服,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对两位的面子可是有影响的。”

“少来这套,你还是光着吧,反正我们都是无名之辈,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钟跃民才不上当。

“钟跃民,你敢杀我吗?”小浑蛋挑衅道。

“我犯不上杀你,弄你个残废就够了。”

“可我敢杀你们,要是不敢换命就让开。”

“去你妈的……”钟跃民扑过去就是一棍子,小浑蛋一把掀翻了桌子挡住钟跃民,张海洋的短棍从侧面打来,小浑蛋闪开,三人从房门里打到楼道里。

简易楼里的居民们被打斗声所惊动,纷纷拥到楼道里看究竟。

小浑蛋的动作很敏捷,灵巧地躲开钟跃民、张海洋的短棍,用手中的刮刀进行反击,张海洋差点儿被刺中。楼道里人很多,但谁也不敢上前制止,他们打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纷纷躲开。

钟跃民暗暗称奇,他看出小浑蛋不像是受过格斗训练,但此人反应极快,出手果断,抓住机会就痛下杀手,刀刀不离对方要害,从主观意识上要将对手一刀毙命。怪不得那么多人吃了他的亏,他的确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幸亏他没受过什么训练,否则钟跃民和张海洋两人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钟跃民终于抓住小浑蛋的破绽,一棍砸向他的天灵盖,小浑蛋侧头躲过致命的一击,铁管划破了耳朵砸在肩膀上,小浑蛋疼得叫了一声,脸色变得煞白。他转身顺着楼梯逃上3楼,钟跃民和张海洋也冲上楼梯……

住在3楼的一个老太太听见打斗声,刚把房门打开想看看究竟,小浑蛋猛地撞倒老人,冲进房门,又把房门撞上,钟跃民用脚猛踹房门……他连续几下才踹开房门,见小浑蛋已跃上窗台,纵身跳下3楼……

钟跃民和张海洋恨恨地扑在窗台上,眼看着小浑蛋逃远了。

钟跃民和张海洋的偷袭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总算给“老兵”找回点儿面子。因为小浑蛋几乎是光着身子跑的,显得很狼狈,凭他的名声,栽了这样的跟头,份儿算是跌到家了。他败走麦城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老兵”圈子里简直成了英雄,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成了新侨、老莫的常客,经常有人请他们吃饭,钟跃民和张海洋有些晕了头。

钟跃民就有这种本事,他本来已经把周晓白得罪苦了,可等他想起周晓白的时候,便赔着笑脸去找她,好像他和周晓白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按郑桐的说法就是:从来就拿自己不当外人。面对周晓白狂风暴雨般的数落和质问,他只是带着一脸的无辜,静静地、温柔地注视着周晓白,弄得周晓白都不好意思再骂他了。

周晓白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干部,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听惯了夸奖和赞美,谁知自从认识了钟跃民,她就麻烦不断,最后竟然被送进了派出所。要不是刘秘书出手相助,周晓白的脸就丢大了。幸亏刘秘书是个口风极严的人,他绝不会和任何人说,包括周晓白的父母。

周晓白一见钟跃民,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个不安分的浑蛋惹出天大的乱子,害得她和罗芸背黑锅。这也罢了,要是钟跃民事后能安慰她几句,她也不会再耿耿于怀,谁知这个浑蛋东西连面也不见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太过分了。周晓白决定再见到钟跃民时一定把他痛骂一顿,从此和他一刀两断。

周晓白终于发现自己是个极没出息的人,她一见到钟跃民,满腔的怒火就消了一半,等她数落了几句以后,气就完全消了。仔细想起来,她真有些恨自己。总之,周晓白原谅了钟跃民,两人又和好如初。

周晓白永远忘不了她和钟跃民相处的那段日子,那真是段美好的时光,她的初恋,她的激情,都永久地留在那段青春的回忆中。

钟跃民和周晓白在颐和园的西堤上漫步。周晓白是第一次跟男孩子单独约会,所以难免有些紧张。

钟跃民见周晓白一个劲地四处张望,便善解人意地问:“怎么了,是不是怕碰见熟人?”

周晓白不好意思地说:“我爸要是知道我和一个男孩子来逛颐和园,非打死我不可。”

“这么说,你是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

周晓白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这是第几次?”

钟跃民忙说:“你看,你看,又生气了?我告诉你,我也是第一次,心里正发毛呢,你没发现我一进大门就往西堤上走?我也怕碰见熟人。”

“你也是第一次?算了吧,你骗谁呢?我看你肯定是个老手,见着女孩子就嬉皮笑脸地凑上去。那次在商店门口拦住我和罗芸,死皮赖脸地一口咬定我是你表妹,还装出一副久别重逢的兴奋样子,看你当时那无赖相儿!”周晓白认定钟跃民是个情场老手。

钟跃民说:“我的天,你还记得呢?我以为你早忘了,我说你记性怎么这么好?按理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只要一出门就会有成群的男孩子围上来献殷勤,这种事你该见得多了吧?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我当时肯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你难以忘怀。”

周晓白笑着捶了钟跃民一拳:“别臭美了,当天,我回家就和我爸说,我们碰见流氓了。”

“看来咱俩还是有缘,要不然就不会第二次在冰场上遇见。当时我一见到你,脑袋轰的一下就晕了,真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呀,这种感觉我一生中只有两次。”

周晓白一愣,心里倏地冷了一下:“还有一次在哪儿?”

钟跃民鬼笑着说:“1966年‘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

周晓白松了口气,笑弯了腰:“你真反动……”

“当我满怀激情冲过去时,有个漂亮的女孩子亲切地叫了我一句:‘臭流氓。’”

“你当时嬉皮笑脸地说,‘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说‘你浑蛋’,你说,‘那是我小名儿’,气得我们当时不知该说什么好,钟跃民,你太坏了。”

钟跃民笑了:“我有这等口才,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哼,一般来说,干了坏事的人都挺健忘的。”

钟跃民作严肃状:“其实,说我们是流氓,还真是抬举我们了,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当流氓的胆儿。”顿了顿,他又笑了,“只不过是闲的,有时无聊了,觉得招女孩子生气倒也是件挺开心的事。那天袁军将我,说你敢去拍这两个妞儿吗?我说我要是去了你输我什么?他说那我请去新侨饭店吃饭,话都说到这儿了,郑桐他们再一起哄,说我色大胆小,当时我要是不敢去,也太丢份儿了。”

周晓白狠狠地照钟跃民背上捶了一拳:“你们缺德不缺德呀?”

“后来是张海洋多管闲事,他一见有人拍你们大院的女孩子就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那天要不是警察来了,我们非收拾了他不可。”

“他爸爸是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我爸是老战友,我们两家很熟,我和他还是小学同学呢。”

“明白了,大概这就叫青梅竹马吧?”

周晓白嗔怒道:“去你的,少胡说八道,我们只不过是同学而已。”

钟跃民作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别解释,就算是青梅竹马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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