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 / 2）

                  魏局长等人送我们上车，跟马厅长握手道别，又跟丁小槐，然后是我。看丁小槐握手时那种透着得意的兴奋，我对自己说：“你愿意先握你先握你的去，以为自己真捡了个宝吧。”这么想着可心里还是怪怪的不是滋味。校长塞给丁小槐两个信封，再给我一个，口里说：“辛苦了，辛苦了。”我想着里面是钱，刚想推辞，丁小槐把信封接过来往我手中重重地一塞。我马上去看马厅长，他根本没往这边看。上车时我对着丁小槐拍一拍口袋示意着信封，又向大徐瞟了一眼，丁小槐微微摇头示意别吭声。回到宾馆我打开信封，是两百块钱。我说：“给这么多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呢，我也没讲一句话。”丁小槐说：“给你就拿着，推推推的干什么？我们大家都伴点福吧，你真的要推，不但校长下不了台，谁也下不了台。”我说：“真的不好意思。”他说：“别把你自己看那么小，到了下面，你就是个大人物了，你不把架子端起来，下面的人反而不自在呢。”我口里说：“想想倒也是的。”为了让他们自在，我得把架子端起来，这也是一种体谅，一种人道。

                  这天上午我从大院出来，有个声音在喊：“同志，同志。”我一看，大门口的路边跪着一个人，吃了一惊，就停了脚步。我看那人四十来岁，脸上瘦得像刀在骨头里面剜过似的，身边是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只瓷碗，还有一双筷子，戳破袋子露了出来。他见我停下了，膝头一前一后挪动着朝我这边挪了几步，一只手伸着怕我走开，口里说：“同志，同志。”我跑上去，扶住他说：“腿不方便？”他说：“腿是好好的，毛病不在腿上。”传达室的老叶说：“他自己说是华源县的赤脚医生，得了病没钱，要闯进去找马厅长，那怎么行？他跪在这里都好大一会了。小池你去跟刘主任说一声，老让他这么跪着也不是个样子。”又对那人说：“叫你去找民政局，在这里跪三天也跪不出钱来。”我说：“什么病？”这时他扶着我的手站了起来，跪久了一时没站稳，身子晃了一下，我一只手撑着他的腋下，才站稳了。他感谢地望我一眼，那目光使我对他有了初步的信任，他并不是一个无赖。他望着我说：“胃癌，已经诊断了，胃癌，再过几天就扩散了。”他的目光和声调都透着绝对的恭顺，我简直无法承受。他拿出人民医院的诊断书，双手展开来了给我看。我说：“你到底是哪里人？”他说：“华源县大泽乡人。”我说：“我刚从华源回来，你可别骗我。”他马上换了口音用华源话说：“同志，我不是骗子。”拿出身份证给我看，又告诉我，他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带了五百块钱到省城来看病，连一餐饭都不舍得吃，可钱还是在刚诊断出病时就花完了。医生说要开刀，还要交一千五百块钱。我说：“你回去想想办法吧，卫生厅也不是慈善机构。”他脸上痛苦地扭着说：“回去有办法想，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不是到了生死关头，谁愿出这个丑？穷人的脸也是一张脸呢。可人就是这个低贱命，你怎么办？家里就一个茅草屋了，拿什么去卖钱？儿子还上着初中呢，女儿没叫她读书了。想想儿子女儿吧，我不想死，要我再把茅草屋卖了，他们住到哪里去？我不能回去，我死也要死在外面，死在家里那是祸害了家里人，葬都葬不起。”我说：“你是赤脚医生，你找县卫生局想想办法。”我想着是不是以厅里的名义写封信让他带回去，再一想是不可能的，上次我已经错过一回了。他低着头拼命摇头，一边说：“再过几天就扩散了。”眼泪一串串滴下来，半天摸出一封信说：“我的信都写好了，我不见了叫老婆不要拖儿带女出来找，我流浪去了。其实等他们收到信，世界上就没我这个人了。”老叶说：“看看这个人也不像个骗子，小池你去给领导汇报一下，没有上面丢句话下来，我也不敢放他进去。”我回到办公室，刘主任不在，就对丁小槐说了。丁小槐说：“那么一跪就可以跪出钱来，那不是搞诈骗？”我说：“要不给马厅长汇报一下吧，老跪在那里也太不好看了。”他说：“那你想说你说。”我犹豫了一下，想着这是一条人命，就到隔壁给马厅长汇报了，又补充说：“老跪在那里也太不好看了。”马厅长说：“先搞清他的身份，真的是个赤脚医生呢，你到财务处领点钱给他。”我说：“领多少钱？”他说：“古处长自然知道的。”又说：“跟他说拿了钱别到处讲，也不要再来了。”我跑到门口，那人还跪在那里，来来往往没人理他。我说：“你站起来。”他双手撑着地，慢慢站了起来。我说：“我们马厅长说了，给你点补助，你拿了不要对别人说，也不要再来，可以不？”他连连点头说：“好，好！你好，马厅长好，他好。”我问他县卫生局长的名字，他果然说出来了。老叶说：“你今天碰到好人了，你等一下，他进去给你拿钱。”

                  我到计财处找到古处长，把马厅长的话说了。古处长说：“知道了。”领我到出纳那里说：“写张十五块钱的条子，叫小池签个字，记在厅长特批的帐上。”我一听急了说：“古处长，你看，十五块钱，能干什么？多给点吧，厅里多少多少钱也花掉了。”他笑了说：“小池你倒是心好！要是你当厅长，每天大门口非跪那么黑压压一大片不可。卫生厅门口可以领到钱，这消息传了出去，那还得了！”我说：“古处长你看，好歹人家也是一个人，一个人！马厅长常说人的价值是最高价值，仁者爱人，多拿那么点钱，正好合了马厅长的意，一个人！”古处长又笑了说：“小池你还挺认真的啊！其实到该认真的时候再认真，那才是真的认真呢。你以为你真能帮他什么？”说完不理我去了。

                  我捏着那十五块钱，简直没有勇气往大门口走去。不能说古处长说得不对，可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马厅长是不是给古处长打了电话？不知道。我想再去找马厅长，就说古处长只给了这点钱，那人拿了这么点钱不肯走，看他再怎么说？这样想着我觉得找到了再去见马厅长的理由。可上了楼转念一想，既然古处长做得那么干脆，那总不会是在马厅长的意思之外吧？我再去找他，他不会想着我婆婆妈妈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这时候我真希望那人是个骗子，不过是想骗点钱喝二两酒罢了。我走过去他还蹲在那里缩成一团，见了我站起来说：“我没跪了，我没跪，您叫我不那么着我就没那么着了。”我把钱给他说：“这里有点钱，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再到什么地方去想想办法。”他手哆嗦着把钱接过去，见是十五块钱，叹了口气，眼泪滚了下来说：“也只能这样了。”我怕他接了钱还不走，马厅长会怎么想我，于是说：“这还是马厅长特批的，再没有了。”他点点头说：“也只有这样了，那我走吧。”转过身去又回头说：“谢谢您了！”瘦削的脸痉挛着扭作一团，泪水流下来，把脸上的灰土冲出一道印痕，挂在胡子上，用一根指头把它抹去，说：“也只能这样了。”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兆，“这样”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说：“你到哪里去？”他笑一笑，脸上的皱纹从嘴角扯到眼角，说：“到哪里去？不知道！回家去？不行。到医院去？也进不去。本来还想回去看看儿子吧，可万一阴在家里了，那不把他们害苦了？”说着又那么笑一笑，五官都挤皱到一起去了。我心里一动说：“你等一等。”我跑回宿舍，把那个信封翻出来，从里面抽出八张十元的票子，犹豫了一下，又把剩下的钱连信封塞到口袋里，再跑到门口，老叶正在劝他离开。我把八十块钱塞给他说：“还有点钱，你拿去吧。”老叶说：“小池你自己的钱？”我说：“反正也是别人发给我的。”那人接了钱说：“寄回去给儿子交学费。”说着身子一溜就跪了下去，口里说：“我给你磕个头吧，别的报答我也没有。”我一把将他扯起来说：“你到二三八医院去看看，那是部队医院。”我用石头在水泥地上将路线画给他看，老叶也在一旁解释。那人说：“我去试试，我去试试。”双手抓住我的手摇了摇，还想去抓老叶的手，老叶躲开说：“去吧去吧！”他就去了。我走到办公楼，忽然想起口袋里的信封，里面还有一百二十块钱，又跑了出去，那人已不见了。

                  过了几天丁小槐对我说：“听说你自己掏了八十块钱给那个讨饭的了？”我说：“那是个赤脚医生呢。钱就是上次……”丁小槐朝刘主任那边一咧嘴，我就没往下说了。他说：“那你倒做好人了。”他把“你”字咬得特别重。我说：“几十块钱算个狗屁。”刘主任说：“小池你心倒是有那么好，只是你对他还是不比对街上碰到的一个人，以后考虑问题要周到点。”刘主任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有了问题，厅里是十五块，我倒是八十块，我把厅里放到什么位置了？我慌了说：“你们是听老叶说的吧，我也是看那个人太可怜了。”刘主任说：“知道你心还是好的，只是我们还是有个身份，是厅里的人。”丁小槐说：“我知道大为他其实也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一句话像刀片在我脸口划出一道口子，我说：“丁小槐你是不是听见有人这么说我了？谁这样说了我要去跟他讲个明白，这个话传到马厅长那里，那还得了？害人也不是这样害的。”丁小槐忙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别人说我还帮你解释了呢。”我问他是谁说的，他不肯说。过两天我碰见马厅长，我打个招呼，他点点头就过去了。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平时他总叫一声“小池”的，是不是因为那八十块钱的事？或者马厅长的神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是我自己神经过敏了？我翻来复去地想也想不出个头绪，只是强烈体会到了马厅长的一个细小的动作神态都具有如此大的力量。以后见了马厅长，我仔细去体会他的神态，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我池大为怎么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察颜观色的人？既使马厅长真不高兴呢，我也没错。想一想领导也没错，他们有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错了也说不出是谁错了，我心里有些后悔了。如果我下决心竟救了这个人，那我就太幸福也太有或就感了。我认什么真呢，世上的事认起真来还有个完吗？我不该认真，也不能认真。

                  过了半个多月我在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有一个人因病投江自杀，有个青年工人跳到江中把他救了上来，但抢救已经来不及了。消息是表扬那个青年工人，却没说死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这么猜测着，死去的怎么也像那天那个男人，但又希望着是另一个人。想着那天忘记把信封里剩下的钱给他，我心里后悔了。说起来这件事我还应该更认真一些，大家都不认真，这个世界就太令人恐怖也太令人沮丧了。

                  大徐患阑尾炎住了院，手术后我提了几斤苹果去看他。那是在傍晚，我走进病房他正在听收音机，见了我很意外说：“大为你来看我？”我说：“你意思是我不该来看你？”他关了收音机撑起身子说：“大为你记得我？除了司机班的人，来看我的就是你了，我一个开车的。”我在床边坐下说：“你顶着顶帽子我就不来了，不然你还以为我拍你摸你呢。”他说：“想不到想不到。”我说：“丁小槐来过没有？”他说：“你想他会来吗？”他这一说我又感到一种安慰，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别人的眼都是雪亮的。有这点雪亮，这点理解，做个好人就并不吃亏，人间自有公道。我问起他的病，他说：“过两天就拆线了。”又说：“我那辆车是谁开着？”我说：“没有留意。”他说：“我得赶紧出院，那辆车被别人开上手就麻烦了。”我说：“躺在病床上还想着那辆车！他开你的丰田，你就开他的奔鹿，还不是一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不同，很不同呢。你跟厅长开车还是跟谁谁开，别人心里想着就是不一样。”我笑了说：“那点不一样有多大？一粒芝麻。”他摇头说：“像你们吧，眼前有个西瓜，一粒芝麻你瞧不上。我眼前就那么一粒芝麻，我得盯着，紧紧盯着。我躺在这里想着那粒芝麻晚上都睡不着。肚皮上杀了这么一刀不要紧，就怕因为这一刀把那粒芝麻给掉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听不懂。”他说：“你们抱着西瓜感受不到那粒芝麻的份量。你明天帮我留意着，出了院他不让出来那就有场好戏要唱了。我想马厅长也不至于不支持我吧？”这点小事他看得如此之重，比动手术的事还重，这使我很难理解。

                  大徐问我到厅里有多久了，我说：“都一年多了”他说：“觉得怎么样？”我说：“一点感觉都没找到，每天不知做了什么，几张报纸就打发了。”他说：“大为，你搞了一年多还没有感觉，你看丁小槐那小子，好滋润的样子，我就看不得他那个样子。他心里有几张脸谱，对什么人用哪张脸谱，随时掏出来贴在脸上。”我说：“人各有志，你说我眼前有个西瓜，其实也是一粒芝麻，要我为那粒芝麻今天演张三明天演李四，那我还是不是我呢？”他叹气说：“过两年连他都跑到你前面去了，翘起尾巴分配你做这个那个，你心里过得去？你把他当什么我不知道，他是把你当政敌看的。”我没想到他会用“政敌”两个字，说：“我还没觉得有那么严重。”他说：“你们两人情况差不太远，你学位高些，他早来两年，就看谁的手脚麻利了。形势很明显，有了他的就没有你的，有了你的就没有他的。”我说：“那点东西他想要他拿去。”他说：“他拿去了你就没有了。别人不会说你池大为清高，只会说他丁小槐有本事，现在的人都是睁了一双狗眼看人。我在厅里看了这么多年，也看清了一些事，要有张文凭，我就要干一番事业。人生一世做什么，就争那口气，争那粒芝麻。”我拍着他的腿说：“卫生厅野心家不少，连汽车队都潜伏着一个野心家。”

                  大徐要我陪他去花园走走，走在花园里他问：“你怎么认识施厅长的？”施厅长是马厅长的前任，退休后经常在大院里转转，找人说话，好几次我看见有人喊“施厅长”，他刚想说什么，那人点着头就过去了。有一次他在紫藤架下散步，问我是不是新来的，就说上了。先从自己的身体说起，再说到世态炎凉，说个没完，我都找不到机会走开。以后见没人理他，，我就陪他说那么一会。大徐说：“施厅长的事你知道吧？”我说：“知道。”早几年他在位的时候，出差到广州，几个医药公司都派了高级轿车到机场接，有的抢行李，有的拖着左手右手，几乎要打架。退休后又去广州，先打电话通知了，可下了飞机左等右等，鬼影子都没一个。结果他没去城里，当即就回来了，大病了一场。说到这件事大徐说：“他老人家也太不识相了，以前人家尊你是尊你那个权，被尊久了他就产生了幻觉，以为人家真的是尊他这个人，跟他是朋友。没权了就得把自尊心甩到厕所里去，也别抱怨什么世态炎凉，是这回事。”我说：“都想弄顶乌纱往头上那么一罩，到头来就是如此，才看清朋友都是假朋友，有什么意思？有本领就叫人口服心服，光服那个权不算本事。大多数时候虚拟的尊严比真实的尊严更有尊严。多少人跟施厅长一样，退了休门可罗雀才看清事实的真相，精神就垮了，身体也垮了。”他说：“你没看见施厅长以前走路有好神气，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说着把手摆到后面，肚子挺起来，“那时候说话的声调都比现在高八度。”我说：“经常看他在大门口想等人说话，等来等去等不到，怪可怜的。好不容易抓住一个讲上老半天，下次别人都绕开走，装作没看见。想想他心里也真是孤寂真是苦呢。”

                  这么走了一会就打算告辞，大徐说：“再说说话。”他望着我，犹犹豫豫地说：“劝你，劝你以后吧，少跟施厅长说那么多，不好。”见我不明白又说：“你来看我呢，证明你够朋友，不然我也不多嘴了，你想想谁接了施厅长的班呢？对吧？是施厅长提上来的，当年肯定是跟得紧的，可一接手他就把原来的政策给废了，上台一年厅里发了二十多个新文件，人也换了一批，施厅长鼻子都气歪了，还不知道吐了血没有，身体怎么能不垮呢？我原来给施厅长开车，现在都不太敢跟他说话，你说我不念旧情是个小人？一跟他说话他就说现在的领导怎么样怎么样，我敢听？我捂着耳朵就跳出八丈远。我是个小人物，我跳出来主持正义？”我说：“没想到卫生厅这么复杂，踩了地雷都不知道。人吧，心里愿意这么着那么着，可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你这么着那么着，还不把自己的心扭成一个麻花结？”他说：“在这阳世上做个人吧，该扭着那还是得扭着，不然想喝凉水都没人帮你舀啊。”我笑了说：“老子渴也算了，总强似每天察颜观色看天气，那是人不呢？”他咧着嘴也笑了。

                  大徐的话刺激了我的骄傲。从医院出来我想着：“老子是一个人，不是附在谁身上的一只宠物，我该跟谁说话还要请示谁？说些什么还要转了几个弯去揣测别人会怎么想，那我又成了什么东西？人吧，他不能有傲气，可不能没有骨气！”这样想着我好像要跟谁挑战似的，又像要跟谁赌那一口气。

                  以后我碰见施厅长，该说话仍然说话。说不说这个话对我并不重要，可我如果回避，那就是把头低下来了，这才是重要的。开始几次我还东张西望看有人看见没有，看见了我还有点勇士的气概，可后来觉得并没有那么危险，可能是大徐想得太多了，又感到自己把这点事也看作挑战，看作维护人格，实在是虚张声势。这天下了班我想上街去，施厅长在大院门口，见了我举着手连声喊：“小池，小池！”我正有事，打个招呼就想过去，他手伸在空中，见我没停下来的意思，手慢慢放下来，停在齐肩的地方。我连忙过去说：“您叫我呢！”他向我诉说最近很难入睡，问我有什么药性平和一点的中成药。我说：“吃杞菊地黄丸就不错。”他说：“试过，效果不明显。”我说：“您呢，把心放宽，有些事不想那么多。”他说：“人也怪，昨天的事记不得，多年前的事倒清清楚楚，一幕幕放电影一样，有时候一放就是一个通晚。”我说：“您天天晚上给自己放电影，怎么能不失眠？”正说着大徐开着那辆丰田出了大院。施厅长一直盯着车出了大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不去想那些事，可人总是人吧，心总是心吧！”我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他说：“一天到晚心里空荡荡，干什么事都不算个事。”我看着他的白发，心里想着：“老了，又退了，对历史舞台还那么执着。”我说：“我给您开几副药吧，钓鱼，下棋，打门球，包你睡得好。”他说：“这些事做一两次还可以，多了就太没意思了。有些东西你们这个年龄体会不到啊。”看着这个可怜的人，我知道任何语言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对事情的体验方式。他失去的其实只是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虚拟的尊严，他至今还看不透这个事实，沉溺于往昔不可自拔。这个可怜的人。

                  我从街上回来，准备到食堂去吃饭，大徐开车回来了，在我跟前停下说：“大为，今天我请你去吃锅面。”我上了他的车，开车到锅面店坐下，他说：“刚才马厅长看见你了。”我说：“马厅长天天看见我。”他说：“我上次在医院提醒过你的。”我说：“不见得有那么危险吧，马厅长毕竟是马厅长。”他说：“谁都是个人吧，是人就有顺眼的事也有不顺眼的事。”我说：“那我也是个人吧，我也有顺心不顺心的事。不顺自己的心去顺别人的眼，那我成了个什么？”他说：“有些人看你顺眼不顺眼吧，无所谓。可另外一些人呢？那就非同小可！平时看不出，关键时刻他心里转一下弯，就是你我一生的命运。”我说：“这么严重？”他说：“说起来你还是个研究生，你比我更懂中国的事情。”我说：“我懂是懂，可人人都那么懂，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中国人太聪明了，可这种聪明上层楼登高一看就是蠢呢。”他笑了说：“原来大为你想着世界的希望在你身上。”这时锅面端了上来，一大海碗，每人一只小碗，夹着吃。我说：“马厅长他真的不高兴了？”他说：“谁知道？不过要我是马厅长，你就玩完了。我这么想是不是太小人了点？我只知道人就是人。”我说：“如果真那么着吧，有些人他人还是人，有些人他人都不是人了，是——”我差点说出“奴才”两个字，“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说：“大为该讲的我都讲了，你还说施厅长守着一个念头比顽石还顽石，你也差不到哪里去，一个人看别人总是看得清楚的。”我说：“那我以后想着点吧。”又说：“撑破天也就是不要那粒芝麻。”出来上了车时他说：“大为我今天跟你讲了什么没有？如果讲了点什么那也是哥们来真了，你可别拿出去说，我有老婆孩子可陪你不起。”我说：“你提醒我就是小看了我，我的嘴就那么碎？”他说：“那好，那好，是哥们弟们。不过我也没说什么。我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

                  一千多块钱可以救一条命，可没这一千多块钱就要死一个人，这个事实给了我很强的刺激。我学医八年，毕业后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但珍视生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我观察周围，察觉到很多人在一种悠闲中失去了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他们对别人的痛苦能够保持那样平静的心态。就说那天吧，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对跪在跟前求怜的人都视而不见。我离开那极度贫苦的山村已近十年，却还没有丧失这种能力，我感到庆幸。可我常常感觉到这种同情心实在太苍白了，除了同情我实在也不能做点什么。那天在华源，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卖桔子的老人，一毛钱一斤，我说：“八分。”他马上就同意了。选桔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家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我问他是不是搭车来的，他说：“几分钱一斤的东西还搭车？肩膀车！”他拍一拍肩膀。桔子要种，要收，要担到城里来卖，有幸卖完了还要走回去，前前后后就是几块钱。那天我买了十斤桔子，给了他一块钱，他连声说谢谢。我所能做的就是买几斤桔子。有好多次我在菜市场看那些剖鳝鱼的人，手上划破了好几处，用胶布缠起来双手仍整天浸在血水里工作，我在心里叹息，许许多多的人在生存的重压下就是这样活着。可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声叹息。在经过了赤脚医生的事情之后，我不得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钱这个东西。有了这种想法，我觉得厅里用钱浪费实在太大了，这对那些苦人儿实在太不公平。有些人赚钱是何等艰难，而另一些人花钱又是何等轻快。这以后到宾馆里去起草文件，我就推给丁小槐去。我心里明白那些钱还是用掉了，我的自我安慰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这天我去车队找大徐，看见他正在擦一辆新车。我说：“这也是我们厅里的车？”他说：“我现在开本田了，那感觉硬是不同。”他告诉我厅里又买了两台进口车。我问本田多少钱一台，他说：“三十多万。”我吓一跳说：“怎么这么贵？”他说：“这就叫贵？隔壁化工厅，凌志都买回来了。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各种费用呢，手续费，养路费，牌照费，汽油费，保养费，跟着还有维修费，折旧费，一大围。”我说：“还要一个司机。”他说：“那还能算？把细帐算下来要吓得人翻几个跟头。”我说：“厅里其实有一两台车就够了”他说：“小池讲起来你在厅里也有这么久了，怎么讲起话来像美国华侨，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么多领导，哪个领导没有一部随时能调动的车，他浑身都不自在。张三有了能没有李四的？那就要起风波了。说到底不是有没有车坐的问题，而是在厅里有没有份量的问题，那是小事？”我说：“几个人共一台车也就够了。”他说：“那要等你当了厅长那天。真的到了那天，我们当司机的就要失业了。”

                  我摸着本田车说：“漂亮也真的是漂亮，坐在里面那感觉也真的是感觉，只是把细帐一算那帐也真的是一笔算不得的帐。”大徐说：“公家的钱，你算什么细帐。”他说着坐下来抽烟，把细帐算给我听，一辆车三十一万，用十年，每年折旧费三万一。三十一万的利息，每年二万二，养路费，每年六千，汽油，三千五，保养维修就算不清了。我说：“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万多了，还没算这个司机呢？”他说：“你老是记得我，那再加三千。”我说“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他说：“公家的东西，能算这么细？这东西本来就是个耗钱的主。”我说：“这么个东西，花费摊到每一天，差不多两百块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你看那个赤脚医生，门口跪了那么久，才接了十多块钱去了。”他说：“人跟人能比吗？比不赢的那只有去一头碰死，谁叫他不当厅长？厅里是个好码头，人就是要停靠个好码头，还不说赤脚医生，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开车，累了几倍钱还要掉下来一大截！码头不同！厕所里的老鼠吃屎，见了人到处窜，仓库里的老鼠吃谷，见了人大摇大摆，码头不同！”我说：“有些帐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他说：“你当了厅长你就不这样想了，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化工厅杨厅长坐凌志呢，到省里开会，两部车停在一起，别说厅长，我心里都不舒服。你没看见郑司机开了那部凌志的派头，抽烟都是这样点火的！”他说着叼着烟仰了头，掏出打火机做点火的模样，“那我就只能看着他甩派头！幸亏还买了这辆车，给我挽回一点面子。”

                  那些天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放不下来。的确没用我的钱，钱省下来了我也不会多得一分，可钱可以用来救一些人的命，这是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别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能沉默，我要把这个发现说出来，让大家都想一想，甚至有一种震动。厅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当有一种声音向他们的良知呼唤，他们也不至于隔岸观火吧。这样想着我有了几分兴奋，甚至是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心里又发虚，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色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时间以后，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马厅长在会上说：“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形成对话。你坐在位子上，要让人家口报心服，那才是水平。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说话，天就会塌下来，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汤处长的职位，果然就免掉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马厅长开口说：“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马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花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强辩，还在强辩！”明明是他强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刘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一脸兴奋，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

                  我万没料到事情是这样一个结局。回到宿舍我头脑中还是一片嗡嗡的声音，很多面孔浮上来，一个个都用手指着我，我体会到了千夫所指的感受。我把事情重新考虑了一遍，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事前我想到了领导可能会有点不高兴，可这么多人一起来指责我，却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们都是学医的，应该不缺乏最起码的人道情怀，怎么会把道理那样去讲？今天才知道了世界上的道理可以像捏软泥一样捏成人们愿意的形状，就看谁来捏了。可人都按自己的利益来捏，公正又在哪里？如果只有丁小槐跳出来，我还可以承受，狗人嘛，不但会摇尾巴，还会咬人。狗的雕像要重新塑造，不但尾巴要生动，牙嘴也要生动才行。郝主任发言了，牙嘴白历历地露着。还有刘主任，那个老好人，没想到他首先发言。最没料到的是小莫，她怎么会？

                  我没吃晚饭，根本就没有饿的感觉。为了向自己证明心中是平静的，我把《本草纲目》拿过来看，可看了好一会儿脑中还是一片茫然。每一个字都是认识的，每一句话都是理解的，可看完一段却不知所云。我强迫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还有意拿着点声调：“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立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可读完一段还是不明白。我用力拍自己脑袋，里面有一种空空洞洞的回响。难道我，池大为，就被这件小事把心里搞乱了吗？一件小事，一件小事！

                  我躺在床上不知多久，忽然发现天已经黑了。我走出去想透口气，出了大门沿着街一直往东走。走了一会一辆黑色小车停在我身边，我吃一惊，一看是大徐，他把我拉进车，火速向前开去。我说：“这么晚还在外面跑，把我拉到哪里去？”他说：“跟我走就是。”开了有十多分钟，到了市郊，在一家餐馆前停了车，扯了我进去。我说：“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他说：“不饿也不能不吃晚饭！”我又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他说：“真朋友不讲假话，我在车里等你下来有几个小时了，我只是不敢上去找你。”我说：“你不敢找我？”他不回答，望了我说：“你今天下午都讲了些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讲了些什么？”这时服务员过来，他点了四个菜，说：“四点多钟的时候，马厅长到小车队来了，要回家，我看出他有点不高兴。半路上他问我跟你说起过小车的事情没有，我听着口风不对，就否认了。回到厅里碰见刘主任，他又问我，我又否认了。他把你提意见的事对我讲了，我真的吓了一跳。大为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说：“凭良心说句话吧。”他说：“他们问我，我都否认了，大为你就别再说别的，不然我这个方向盘都把不住了。当领导的司机，最忌讳的就多嘴，我跟你讲到一部车要耗多少钱，也没想到你有这层意思在里面，不然我怎么样也要挡住你。”

                  服务员端了菜来，我说：“真吃不下。”他说：“强迫自己也要吃几口，把自己当作敌人，要战胜自己的胃，就吃下去了。”我夹了点菜慢慢吃。他说：“我今天等你这么久有两件事，第一是请你帮个忙，我已经否认了，你就把这个话讲下去算了，不然不说把我调出小车队，换一辆车我也受不了啊。”我说：“大徐你还不了解我，我要说下午就说了，我没说就是不说，我自己挺着就是了，又把你牵进来干什么？你把心放下去。”他吁了口气说：“第二件事呢，我要向你赔不是，刘主任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当时就表了一个态，说你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你是好心，善心，我那么说我问心有愧。本来我应该沉默，可是我不能沉默，我沉默了我就是嫌疑犯。我想你能够体谅我的苦处，就不要记恨了。”我苦笑一声说：“明白，你没有说心里话的权利，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我不怨你，我真的不怨你。你能够说我是好心，我就要欢呼理解万岁了。理解万岁，我在北京读书那几年这句话是挂在嘴上讲的，现在才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与沉重。”

                  回去的路上他说：“大为啊，我在厅里也这么多年了，有一条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看得惯，有人把钱成百上千地往河里扔，你也要装作没看见。他不是傻瓜，他扔总有他的理由。你不明白那点理由，千万别跳出来说浪费了浪费了。总之你不能说，你说就是你错。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心平气和了。”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人呢，跟你学。”他没听出其中的意味，说：“没人商量也可以跟我来打个商量。”快到厅里了，他说：“大为你是不是走一段路过去算了，免得别人瞎想。我开始不上去找你也是怕别人瞎想，厅里的人一个个眼睛都尖得很。”我说：“想象力也不错。”我下了车，他开了车前面去了。

                  回到宿舍我心里不舒服，怎么自己都成为别人忌讳的人了？正想着又听见轻微的敲门声，像指甲弹在门上，有点脆。是敲我的门吗？我走到门边侧耳一听，那声音清晰了，是的。我开了门，一个人一闪就进来了，是小莫。她把门关上，闩好，说：“大为你回来了？”她的声音很轻，我也不自觉地降低了声音说：“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她说：“文琴没来？”我摇摇头。她说：“我到楼下看了三四次，总算看见你房里亮灯了，就上来了。我是来跟你赔礼道歉的。今天下午我本来是想不发言的，保持沉默算了。可是我们郝主任都那样讲了，我若不表一个态，郝主任会记在心里。不表态在别人看来就是态度。我迫不得已就讲了几句，回到家里心中实在不安，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不是一般的对不起，是很对不起。好歹我也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医的，你讲的道理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可同意只能在心里同意，嘴巴上还是要说不同意，我不能沉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苦笑一声说：“我明白，我不怨你，真的不怨。”她说：“大为你理解我的难处就好，我处于这种地位，实在也是为难。”我说：“你理解我，我也理解你，我们之间还是有这种默契，这就不容易了，我都忍不住要喊一声理解万岁了。”她摇着头说：“说真的我心里苦呢，不说那么几句不行，说了违背了自己感情又对不起朋友，你说这人的心里撕裂成两半是什么滋味？”她双手做了个撕开的动作，“我到你这里来，第一要鼓足勇气怕别人看见了说三道四，第二要鼓足勇气进你这张门面对你这个朋友，心里不苦？”我说：“其实你不来我也明白你的处境，甚至刘主任郝主任也是非表态不可，会场上的情况总有人会去汇报的，所以我也不怨他们，他们心里跟大家的想法也不会差那么远。我唯一奇怪的就是，人人心里想刮着东风，怎么坐在一起就是西风劲吹？我就想不透西风是怎么形成的。都在做演员做得那么像，假的比真的还真！”她说：“圈子里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练就了一身察颜观色听话听音的绝技。”我说：“我讲了那一番话，未必领导就真会忌恨我？”她说：“就算这个领导心怀宽广，那个领导就不一定了。人总是人吧。”

                  小莫去的时候侧耳在门边听了一下，轻轻开了门出去，把一根指头放在嘴边，示意着，出去了就顺手把门拉上，不要我送。我回到窗前坐下，伸手到窗外摘了几片银杏叶在手中搓揉着。大徐也好，小莫也好，他们都是好人，也是凡人。凡人的原则就是明哲保身，这我理解。为了跟环境和平共处，他们真心话不敢说，却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愿说的话，自己想做的事还要精心设计了偷偷摸摸地做。他们在细节上有足够的聪明，但聪明的后面却是难以言说的大悲哀。什么东西竟有如此力量把人扭曲成这个样子？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被扭曲的感觉，因此也不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在一种氛围中，不正常已被大家视为正常，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最可悲可叹的就是这样一种习以为常。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把腰挺起来活得像个人？我悲观地想着恐怕还要几代人才行。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事实，没有几百年是扭不过来的，这是一笔精神遗产啊。这又是一种真相，被遮蔽得更深却意义更为重大的真相。我要找到适当的机会把这种真相说出来。我不能沉默，我的天职就是开口说话。

                  第二天我去上班，在楼梯上碰见郝主任从上面下来。我望着他想打个招呼，他避开我的目光一直下去了。他的神态使我有了一种精神优越，毕竟是非人们心里还是明白的，他自己也明白。到了办公室刘主任已经来了，他很和蔼地说：“小池来得早啊！”我说：“刘主任您更早。”他说：“小池你昨天怎么了，有些话其实没有必要说。”我说：“我就是容易冲动，心里有想法就忍不住要说出来，想一想也是太不聪明了。”他说：“年轻人啊！”我说：“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领导鼓励我说我才说的。其实我的话还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我就对刘主任您说了吧。”就把赤脚医生的事说了，又把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也说了。他说：“小池你倒是个好人，就是书生气重了一点，天下的事，有谁能包圆了管着？这一半的话，说到我这里就打止了。”说着手劈下来做了个砍断的动作，“在机关里工作，有机关的特点，不是什么话想说就可以说的，这是一条原则，你要好好想一想，小池啊！”这时丁小槐进来了，刘主任马上说：“小池啊，你先去把开水打上来。”

                  我不知该怎样面对马厅长才好。我知道人心里的感应总是对称的，一个人你本能地感到亲和，那么他对你也感到亲和，你感到别扭呢，他对你也一定感到别扭。要是对别人感到别扭吧，倒也无所谓，点点头就过去了，可这个人是马厅长，我绕得过去吗？这天我上班提前几分钟去，怕在楼道里碰见马厅长。过一会听见马厅长从门口经过，跟丁小槐打招呼，声音里透着一种特别的亲切。大人物的语调也有着特殊的意味，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感到心里发冷，丁小槐进来时身子那么晃了晃，表演着一种优越。我装着没注意，把目光转向别处，心里骂着：“尾巴又摇起来了，等会还会把牙龇出来吧。”这个小人，他用身体语言传达着一种信息，他以为他把我挫下去了。我设想着自己以后该怎么对付他，是寸步不让顶回去呢，还是不理不睬？不理不睬，他一步步逼上来，树欲静而风不止；顶回去呢，那就是以小人之道，还治小人之身了。在某种处境中，人就是这样可悲地别无选择。

                  下班的时候我刚出门，正好碰见了马厅长，我还没说话呢，马厅长和气地说：“小池，好几天没看见你了，近来工作还好吧？”我说：“还好。”他点头笑着说：“还好就好，还好就好。”似乎是不经意地碰了碰我的手，又跟别人说话去了。马厅长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也许他并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生我的气，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那么多人来批评我，又有大徐和小莫造成的那种神秘气氛，使我不得不那样去想。这样我对马厅长又感到了一种亲切，以至有了一种温情的感动。那些人张牙舞爪对着我，都是做给领导看的，可领导对我却没有偏见。我把马厅长刚才的神态反复回想，反复揣摩，觉得自己的领会并没有错。我的心情一下开朗了，感到了压力的释放。这样一来又觉得挺对不起马厅长的，领导还是好领导，我怎么能用那么挑剔的眼光去看他呢？是他看得起我把我留在厅里工作的，也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可不能对不起他啊！于是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心理压力，感到了负疚。心中崩紧的弦松了，我就在心里作了决定，如果丁小槐再对我有什么挑衅，我非把他顶到墙上去不可，我现在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意识到领导身上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一句话一种神态可以使人充满勇气和自信，也可以使人感到沮丧和卑微，一个人的份量，他的人格定位，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定了下来。我对同事的态度，还要由那句话那种神态的意味来决定，真是奇妙无比。这种奇妙无比的力量，真是魅力无穷啊。

                  我想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经历了一次风波，也看清了几个人，这也是收获。有几天我看见一辆崭新的丰田车在院子里冲进冲出，以为是来办事的车，没有在意。在传达室听见老叶在说厅里又买了一辆新车，才意识到那辆车是厅里的。一下子我心里就阴暗了。自己提了意见，没人当回事！这辆车简直就是买给我看的。有意见？这就是回答。我奇怪纪检会的人怎么不管一管，是不是还要我跟管纪检的梁书记说一说？我说：“厅里的车大家伙着用其实够用了，现在你看几辆车空在那里，司机也空在那里。”老叶说：“这是老百姓的想法，人家不这样想。领导越来越多了，他到了那个份上没有那种待遇，没有一部车主要给自己用，心里好受？”我说：“最近又有谁当了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笑了说：“小池你坐办公室的人对这些事还没我们看得的清楚？现在纪检书记也是副厅级了，级别抬高了，待遇也要跟上来，总不能说谁低一等。”我说：“这么回事。”我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刚才还想着要跟梁书记说说呢。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大徐小莫说的那样，装瞎子装聋子，装上那么一段时间，恐怕就真的瞎了聋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就把同化过程给完成了。我把良知责任这几个字放在心上想也好，不放在心上想也好，都毫无意义，现实还是现实。想，是那样，不想，也是那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不想可以求得心灵平静，也可以保全自己。沉默是唯一的出路，只能如此。

                  又过几天在厅里大会上，马厅长布置完工作后说：“我们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人，看问题总难免有片面性，缺少全局观念。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看问题，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可站得更高，从全局的角度看，他那个道理可能就不充分了，就有片面性了，就缺少辩证法了。我们考虑问题要学会换位思维，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维。”我正体味着这一段话，想着这是在暗示什么事情，忽然发现丁小槐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望着我，接着又有几个人也跟着用这种眼光望着我。我心中火气一冒就上来了，这个家伙，如此阴毒，把火往我身上引！我正想怒目而视，他的目光已经转到台上去了，让我吃了暗亏还说不出来。这个家伙，科长还没当上呢，玩这一套倒是炉火纯青了。他做得出，也能找到机会。这些人的目光提醒了我，马厅长真是在说我吗？一股热血裹着一个巨大的硬物涌上头顶，旋即在脑中爆炸了。这怎么可能，马厅长？我浑身冒着汗，心中极度失望。这怎么可能，马厅长？他前几天还对我那样笑着呢，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理解他了，为了平衡关系，多买了几辆车，他也有他的难处。这怎么可能，他在大会上来打击我？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可是我的天已经塌下来了。

                  接下来马厅长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闭了眼坐在那里，好像浑身都着了火，即将被烧为灰烬。散了会我机械地站起来，跟着别人往外走，我简直没有勇气回到办公室去，坐到那张桌子面前。刘主任对我说：“小池你精神不太好，先回去休息一下，没关系。”刘主任的话更确证了这个事实，马厅长强烈暗示着的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有片面性的年轻人。可是这怎么可能，马厅长？前两天他那么和气地跟我说话，我还以为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呢。好几天我心里都在想着这件事，怎么可能，马厅长？在我心中，马厅长毕竟是组织，不是马垂章。凭良心说出自己一种想法，即使不够全面吧，也不能说就犯了错误。也许，还是屈文琴说得对，人总是人啊！要一个人特别是大人物喜欢听意见，特别是触动了他的意见，那怎么可能？人总是人啊！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世界的认识有着虚幻性，现在应该重新理解。设想谁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代表了全部的公正，那只是一种虚设。何况，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我并不傻，我也可以学得很聪明，比丁小槐更聪明。我感到有一种力量要把自己扭过去，扭成世界所需要的那种状态。我不应该是自己，也不能是自己，我是那种被规定好了的状态。

                  这天我到图书室跟晏之鹤下象棋，管理员小赵交待我们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下班去了。下了两盘是一比一，我说：“明天再下。”他说：“三打二胜决个输赢。”第三盘输了，我说：“这几天是心里比较乱才输给你了”。他说：“像我这样心如止水，安得其乱？棋盘往眼前一摆，虽南面王不易也。”我说：“要达到你的境界，那我还要修炼。第一要不想世界，世之清浊与我无关。第二要不想自己，进入无知无欲的状态。”他说：“小池我跟你就事论事，你这样下去很危险，想有知有欲也只能无知无欲，机会不会到你跟前来。”我说：“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想着自己怎么都没有错，结果还是错了。”他说：“怎么都没错，那是你个人的想法，结果还是错了，那是世界对你的评价。你能把世界的扭过来？”我说：“我的事情您也知道？”他说：“知道一点。”我说：“厅里也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说话不设防的人。”就把事情前后都跟他说了。他听了说：“小池，你错就错在违背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卫生厅是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刘主任说你不全面，丁小槐说你偏执，郝金贵说你有针对性，徐师傅要你看得惯，小莫要你装瞎子聋子，都是在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就是要站在掌实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个人姓张三李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了实权，财权，特别是人事权。厅里谁不想进步，有了进步才会有一切。但谁能让你进步或者进不了步？总理吗？省长吗？都不是，就是那个在厅里签任免文件的人。那是命根子啊！你那么去看问题，你就全面了，不偏执了，就没有动机不纯的针对性了，就看惯了，也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我说：“那我就没有自我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就变成人家需要我成为的那个样子了。”他嘿嘿笑着说：“那你还想成为什么样子？你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一条规则，如果是一个人，换一个人就改变了一切，是一条规则，换了谁也不行。你池大为本事天大改变了一个人还改得了一条规则？一个人哪怕你是个知识分子吧，也只能顺势而为，这个势是什么你总是明白的。孔子说君为臣纲，蒋委员长说一个党一个领袖，**前说驯服工具，后来又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都是在说这个游戏规则。你违背了规则肯定碰壁，碰了壁你不要怨任何人。”我垂了头沉吟半天说：“那人不太可怜了？”他说：“想不可怜，就升到那个位子上去。”又说：“小池，你不要跟在我后面跑，我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一辈子碰得头破血流，晚景堪怜啊！你吧，想得通要想通，想不通碰破了头还是要想通。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不要做瞎子，要把事情看清楚，也不能做聋子，该听到的信息要听到，但是要做哑巴，看到了听到了心中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张口说什么。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叹气说：“我得想想，我真的该好好想想。”事后就把事情反复地想了，晏之鹤他说的都是实话，一个聪明人应该那样，不做瞎子聋子，但要做哑巴。可是连我也学聪明了，那还谈什么良知责任？何况还要付出自尊的代价。想过来想过去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明白了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全部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刘主任病了，去省人民医院住院。人事处贾处长来到我们办公室说：“刘主任病得不轻，出了院也要休养好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吧，办公室还是要有个人牵一牵头，厅里的意思就没有必要从外面调人了，你们俩对业务都很熟，谁牵这个头也差不多。池大为吧，工作是很认真的，也从不说苦叫累。丁小槐呢，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一点，是不是就给他压一点担子？”贾处长口里说着丁小槐，眼睛却望着我。我说：“听组织的安排。”贾处长说：“丁小槐有没有勇气承担？”丁小槐脸都红了，压抑着兴奋说：“组织上定了，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贾处长说：“池大为你就好好配合工作。”我说：“好的。”贾处长说：“那就这样了。”就去了。

                  丁小槐有模有样地当起代理主任来，身体整天像充了电一样，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他总是用动作和语调向每一个到办公室来的人显示着自己改变了的身份。因为熟悉，我把其中的表演性看得清清楚楚。他煞有介事地请示汇报，又交待一些事让我去做，口里说着请怎样怎样，可语调却透出无可商榷的权威性。我根本看不起这种表演，可又不得不接受他的指示。他那种神态，简直叫我无法承受，却又无法反抗。我能说他交待工作错了吗？那么说他的声调错了？这个小人，这个摇尾龇牙的家伙，像那么回事地对我发号施令了。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难堪和失落，感到权力的珍贵，哪怕是这么小的一点点权力，而且还是代理的。我为了自尊和骄傲而不愿顺势而为，可越是想坚守那点自尊就越没有自尊。我被一种说不明白的东西给套住了。

                  丁小槐布置我去道宁县出差，那是省里最偏远的山区。我去了，回来时汽车在半路堵了车，闷在车里晒了一整天，中了暑，同车的人把我扶到车下，把矿泉水倒在我的脖子上，背上，替我扯了痧，才缓过来。黑着脸回来一天，他又要我到华源县去。我说：“我去了这七八天还没喘过气来呢！”我想把脖子上扯痧的痕迹给他看，可向他诉苦就是把自己降得太低太低，我忍住了。他陪笑着说：“只有这么两个人，我有工作走不开，华源的事又不能不去，只好辛苦你了，回来给你补一天假！”要是没贾处长那一番话呢，我就要说那点工作我来做，可现在我怎么说？我没有身份，这使我气短，我那么沉痛地感到了身份是多么重要。没有身份而想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这是痛到心尖尖上的感受。

                  我有苦说不出口，还是去了华源。我不能不去，这是布置给我的工作。如果是刘主任布置给我，我不会有羞辱的感觉，可那个人是丁小槐！再苦再累我都不要紧，但要我面对这么一位领导，我自尊心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这么强。到了华源，县卫生局领导还是把我当省里来的人看，这使我心中稍稍平静了一点。身份就是这么重要，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什么人人平等，那是安慰小人物的神话，一个温柔的骗局。我并不傻，我看清了现实，一个人必须依据实力与他人对话，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丁小槐明白这一点，他就往这个方向竭尽全力。我也明白，我不愿那样行动，也许我错了，但我无法纠正这个错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神奇力量决定了这一点。毕竟，一个人不能够背叛自己。从华源回来，丁小槐说：“你总算回来了！”原来他要去随园宾馆参加一个文件的起草，还愁着办公室没人守候。我一听一股火气就往头上冒，到下面一次两次都是我去，你没时间，好事来了就有时间了！一个代理主任，并没正式下文，就这样给自己找机会，大小机会一网打尽，又像白蚁似的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条粪便，赤裸裸地无耻！他做得出，他就是做得出。可我吃着哑巴亏又去向谁说？怎么说？别人还会说我斤斤计较呢。他怎么做都可以，我说一句却是不行的，这真不知是谁设计的一个局，真是奇妙无比，我入了这个局了，妙啊，惨啊！这个局不是为小人物设计的，小人物要跳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无数的办法变成大人物。我说：“你有工作离不开，怎么能调你去？”他说：“手里的事这几天把它忙完了。”又似乎不经意说：“这是厅里决定的，我也只好去。”我真的想冲他几句，可就是没有底气。没有身份的人，就有这么可怜。我没做声，他以决定了的口气说：“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明天会打电话过来告诉你那边的电话号码。”我嘲讽地笑着说：“有什么事会向你请示的。”谁知他说：“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这个无耻的家伙，我真想拍桌子骂娘了。可我骂出来，闹了上去，我又有什么道理？我逃不出这个局，活活憋死了也逃不出去，惨啊！

                  丁小槐去了，我感到了轻松，至少我有几天可以不看那副嘴脸。我又去医院看了刘主任，希望他能够快点回来。刘主任说：“小池啊，我出了院再干那么一段恐怕就要提前退休了。我看了你这二年，心里想向组织上推荐你接手的，现在看来，我说话也不行了。在机关里，有些话想说也得忍着，不忍不行，祸从口出。”我说：“是应该忍，我不知怎么就是忍不住。”心想，大家都装傻瓜忍着，忍着，忍着，忍得心痛也咬紧牙关忍着，一辈子就这么忍过去了，世世代代也这么忍下来了，中国人忍性真是举世无双啊！

                  知道刘主任不久就会回来，我心中松弛了一点了。这天碰了贾处长，我忍不住把对丁小槐的意见说了。贾处长说：“小池你心放宽一点，才多大的事呢？”他这么说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我就更狭隘了，小事也搁不下，我得忍着不说。处长去了，我想着自己以前总认为天下总有讲道理的地方，看起来是太天真了。道理有无数种讲法，像一些人手中的面团，怎么捏他都有道理，你怎么样？有些人永远正确，话语权在他手中。想到这一点我感到灰心，气馁，沮丧，甚至恐怖。我咬着牙对自己说：“我也该把心放宽一点，真的才多大的事呢？一粒蟑螂屎！”我把这话像压压缩饼干似的压到自己的心里去。

                  刘主任回来了，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的健康状况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也是丁小槐的一块心病。我想看看丁小槐再怎么摆谱，又怎么转弯。刘主任上班的那天，丁小槐就把脸色变了，透着亲热叫我“大为兄”。我不得不佩服他如此善变，一眨眼动夫，脸不变色心不跳就变了，连过渡的过程都不需要。我还替他设想着难堪，他自己却一点不难堪，真的不能不佩服他修养有素，是一块材料。说起来我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可笑的，把人往好的方面想。我故意找了一两件事用请示的口气去问他，他马上说：“大为你去问刘主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别拿火来烤我。”说着嘿嘿地笑。这天刘主任对我说：“小池，你来也两年了，感觉怎么样？”我说：“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不怎么样。”他说：“我不在你跟丁小槐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疙瘩？”我说：“疙瘩有时候也难免。他那个人，你知道的。”他叹口气说：“难免也是难免，但这么点事，你犯不着跟贾处长去说。”他欲吞欲吐地，最后说：“人事处下午可能会找你谈话。”我说：“莫不还要批评我？”他说：“批评倒也不会。”又笑笑说：“说不定对你还是一件好事。”下午人事处果然打了电话来，我就去了，在劳资科见了贾处长，他说：“你去人事科找印科长。”印科长给我倒茶说：“小池你坐，坐。”我说：“打电话叫我，总有点事吧。”他说：“坐下来慢慢说。事情嘛，当然还是有点。”他吞吞吐吐的，我知道没好事，有好事早就有人给我通气了。他说：“你到办公室这一年多，感觉怎么样？”我说：“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不怎么样。刘主任那个人吧，挺好的。”他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没有？”看样子要把我放到哪个角落去，还要说是我自己的意见，这些人真的会做工作啊！我有想法想当厅长当主任行吗？我说：“我有没有想法都等于零，主要是看组织上有没有想法。”他说：“那么动一动怎么样？中医学会的秘书小廖他刚调到广东去了，厅里要加强那里的力量，工作很重要啊！现在就是尹玉娥一个人顶在那里，也顶不住了。你是学中医的，专业就对上口了。研究生嘛，技术型人才，可以在业务岗位上大展拳脚。厅里干部业务很强的不多，我们要充分利用，哈哈！”在一个机关说你是技术型人才，就等于说你是一个工具，不配当领导。说你是人才，你还能有意见？软刀子不见血，杀伤力却不弱。我是个小人物，我不能说自己，要等着别人来说，说的权力在别人手里。说你是技术型人才你就是了，怎么着？我说：“厅里定下来了？”他说：“也可以这么说吧，组织上。”又说：“你这两年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的确不错，的确的确。”我说：“我可能犯什么错误了，希望组织上指出来。”他掩饰地笑一笑说：“谁这么说？我们不这么看，组织上不这么看。谁这么说了我们批评谁。”他开口闭口组织上组织上，谁是组织，组织又是谁？说来说去也只怪我多嘴了，惹人不高兴了。他不高兴，就是组织上不高兴，但他永远不会说这是他的决定。组织上的决定，我到哪里诉委屈去？我说：“定下来了我也没什么说的了。”他马上抓住我的话说：“那就这样？下个星期，你去中医学会上班。”说着站了起来，往门口走了一两步。他根本不在乎我有什么想法，他送客了。我机械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我在厅里的事情，我从不跟屈文琴说，可她总能知道那么一些。还在刘主任生病之前，她有天对我说：“你闯大祸了！”我吓一跳，又明白了她说的还是那件事。我说：“过都过去了。”她说：“天下有这么容易的事，世界就简单了。”我说：“那还杀了我卖肉不成？”她说：“真要杀你还不容易，杀也不一定要用刀子，笑眯眯地就把你杀了，你还喊不得屈。”我说：“我凭良心说句话，别人爱听就听，不爱听就算了，还搞反攻倒算？”她说：“这还不搞反攻倒算，世界上就没有反攻倒算了。你那么热衷于提意见，也等我把调动搞好了再提，你也不为我想一想！”我说：“人家天天说欢迎提意见，欢迎欢迎，结果是这么回事，谁想得到？”她说：“我就想得到！提意见，吃错了药呢。你遇事怎么不跟我商量？我以为你很能干的，还想靠你呢。我自己太没能力了，就想找个精神支柱。”我说：“现在知道我是靠不住的吧？也不晚。”说起来大家都还算个知识分子，都把明哲保身哲学操得这么精，这还有什么希望？明哲保身，古人的话真是入木三分啊！屈文琴好一会没做声，半天说：“你不知道。”又说：“你不知道那个圈子里其实有多冷。见了面都热情得不得了，其实全靠你来我往才能把热情维持下去，谁跟谁真的是哥们？老百姓拿什么你来我往？没有，就说不上话。”我说：“你从小就看惯了听惯了，到今天还没把那份心放下来。靠我来挽回昔日的荣光，我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我原来以为她在父亲死后就以平民心态面对世界了，谁知道她内心还燃着不灭的火，这使我感到畏惧。她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吧，反正我跟沈姨也有那么熟了，我陪你去看看她吧，我知道难堪是有一点的，挺一挺就挺过去了，把局面挽回来。”我马上转了身四处寻找说：“到哪里去了，放在哪里了？”她问我找什么，我说：“那把砍排骨的刀呢？找出来你一刀把我砍了算了，要我去我是不会去的，我进不去那张门。”她笑了说：“早晚有人会来砍你，我留着给别人砍。我看你这个犟牛的样子，早晚叫你知道什么叫领导！当了领导，他错也错得对，反正对不对不由你说了算。你这么倔着，这一辈子你怎么办？你永远不改，就永远在这个位子上，永远在这个位子上，永远都是错的。”我说：“屈文琴你别说那么恐怖，领导见了我还是笑眯眯的呢。”她说：“笑眯眯的！他不把你压下去，那他那张椅子还坐得住？你也别怨他心狠。”我说：“你年龄小小在哪里学会这一套，搞得我都有点怕你了。”接下来她不再提这件事，可气氛总有了些别扭。我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吧，女孩不高兴了，自己总有责任给她一点安慰。我明白这点道理，可这点安慰我就是没办法给她，我转不了这个弯。两人说着话总有说不上路的感觉，像有座无形的山峰挡在中间，勉强说下去简直虚伪透顶。她说：“我这就去了。”我把她送到大门外，她说“我这就去了。”我说：“我站在这里看着你去。”她说：“我这就去了。”眼睛望着我。我感到了一种压力，自己应该表明一种态度了。或者，就依了她，去看看沈姨？可这个态我实在没办法表出来，就掩饰地一笑。她说：“我去了。”我觉得自己非说点什么，可我能说什么？那样我池大为就不是池大为了。我的性格如此，我不能背叛自己。我感到了沉闷的挤压，心中像要劈成两半似的。我用牙咬着嘴唇，让那种疼痛转移内心的撕裂，痛得受不了了，心中才舒坦了一点。屈文琴笑一笑，笑得非常勉强，说：“你要小心。”就去了。看着她的背影在灯光下逐渐模糊，我叹了口气。回到宿舍，我打开房门，就在那一瞬间，铜质钥匙那点凉意忽然唤醒了我：“她好几次说去了去了，难道还有别的意思？”我心中一惊，飞下楼去，冲出大院，沿着她去的方向追了过去，追了几十米我停了下来。追上了又怎么样？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呆立了一会，转了回来。

                  我想着屈文琴她这一次真的不会来了。我感到的别扭，她肯定也感觉到了。我跟她的想法不同，她追求那种由地位带来的高贵，主子的高贵，她想恢复昔日的荣光，这是她进入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预期。而我，我想坚守那一份平民的高贵，独立的高贵，如果领导觉得我可以呢，我愿意做一番事业，否则呢我宁肯寂寞，要我像丁小槐那样是不可能的。两种不同的高贵意识，拉开了我们的心理距离。我的天性如此，我不能背叛自己，也无法扭曲自己，哪怕接受被冷落的命运。性格就是命运，因为性格的前定，我宁肯面对命运的前定。她好几天没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还要去找她一次的时候，她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约我去逛商场，要我在大家乐门口等她。这样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我心中有了一点什么，根据情感对应原理，我想她心中也是一样。

                  那天从人事处出来，我就决定要把事情告诉屈文琴。我打算好了一见面就要告诉她，一刻也不犹豫。调到中医学会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可我不把这看成一个打击，那是个闲职，我可以好好看看书了。使我感到屈辱的是其中的冷落和惩罚的意味。这怎么可能，组织上？我提了个意见是为我自己的私利吗？他们看不清我的动机？这怎么可能，组织上？这其中的意味让我的自尊心想放也放不下来。我到这时也没摸透对面到底是什么力量，好像有一个联合阵线似的。我到办公室办交接，丁小槐掩饰不住那一脸喜气。我想着，小人，你得志你得志去吧，就凭着你这掩饰不住的神态，你再会察颜观色恭奉逢迎也得志不到哪里去。

                  那天傍晚在天都公园门口见了屈文琴，她来了，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领口一条白色的飘带，在夕阳中远远飘过来，我心中一动。她过来挽着我的胳膊就进了公园，在林荫小道上慢慢地走着。我想说那件事几次都没说出口，搁在喉咙里痒痒的。我们在湖边的看台上要了两杯冰酸梅来喝，她说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同学，我也说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两人都兴奋起来。不觉之间月亮上来了，映在湖中跳动着细碎的波光。夜风吹拂着，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那一种气息，充满了魅惑。可说着说着她情绪低落了下去。我说：“怎么了？”她说：“突然就想哭，想起了过去。”我说：“过去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又惹得你想哭呢？”她说：“心中有个地方痛，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她说起了自己的过去。在三年前，她读大学三年级时，一切都还是一帆风顺的，真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指哪打哪。可从父亲死于车祸的那天开始，她的人生就轰毁了。打击在悲痛之余接踵而至。她在系里原来是很红的，突然就不那么红了。她自觉地调低了做人的姿态，可心中充满了报复的冲动。省人事厅的副厅长是父亲的朋友，曾拍了胸脯包了她的分配的，去北京深圳都没问题，可毕业时再去找他就不行了。也不说不行，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更令她痛心的是，原来的男朋友毕业后留了北京，知道她去不了北京，就分手了。她说：“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我哭了多少次啊，现实是如此现实，我不能不现实。我也是幻想过来的，都成了泡影，飘到天上去了。”说着勉强笑了一笑。不知为什么，我对她那沉痛的倾诉无动于衷，以前得到太多了，太优越了，现在失去了就感到了撕裂般的疼痛。可是还有那么多人比如三山坳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呢？习惯了在舞台中心扮演角色，稍稍寂寞一点就如此不甘心。

                  等她平静一会，我说：“我对权力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她说：“什么都是慢慢来的，你不为我争口气，总该为自己争口气。小心连丁小槐都爬到你前面去了。”我说：“他爱爬他爬，我还得挺起腰像个人走，爬还没学会。今天才体会到这个爬字是如此生动。”我张开双手比划着爬的姿态，“不爬那能行吗？”她说：“刘主任病了让他来代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倒不急！”我说：“想不到你一个女人对权力这么感兴趣，要不以后你弄个厅长部长干干，我也伴你点福。”她说：“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说：“原来**她是个男人。”她嘻嘻笑了说：“一个女人找个男人，就是要找个精神支柱，找个靠山，他要是座山才能靠啊，一棵小树，那靠得稳？”我说：“第一次体会到靠山这两个字如此神韵，古人造词真是了不得啊！”

                  这天我的计划没有完成，没找到恰当的机会说出口。我在犹豫什么，怕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明白。心里闷着想跟谁说一说，正好胡一兵打电话来叫我去喝茶，开车过来接我。车到厅大门口，刘跃进也在车里，开到随园宾馆，胡一兵说：“我订了一间钟点房，自己喝茶安静些。”乘电梯上了十楼，进了房胡一兵说：“三杯龙井。”服务小姐应声去了。刘跃进说：“一兵你一个月几个钱，派头是这样甩。”胡一兵说：“你以为我自己出钱，哪怕你有钱，要自己出那是没本事。”大家喝着茶说话，刘跃进兴奋地说到已经想好了一个题目，准备花两三年时间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社会转型与当代文化》。他说得神采飞扬，胡一兵说：“大为你看吧，国家命运人类前途都看这本书了。”胡一兵说想下海去淘金，设计了三种方案，还没定下来。他说：“电视台也干六年了，越干越没劲头，领导要保乌纱，能把下面的记者憋死。”我说：“你们都在进步，一个进步到有车了，一个进步到有书了，我倒是退步了。”就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了。胡一兵说：“大为你看你你你，”他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你摔着了头吧，提意见？”我说：“别人听不听那是他的事，该说的我还得说，我说是我还在相信一点什么，对人对世界还抱有希望。”胡一兵说：“大为你真的是个好人，太好了就不好了。你要知道那些人是坚定不移坚如磐石坚韧如钢，你说能说得动谁？世界在动从来就不是说动的。”我说：“听不听那是他的事，我说几句我犯了法？我只想找条渠道对对话。”胡一兵说：“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可能，羊在下游喝了水，上游的狼还说羊弄脏了自己的水呢。要对话除非你自己也变成一只狼，成为一只老虎就更好，实在不行了，也要成为一只狐狸。”刘跃进说：“大为我倒是佩服你，树活活一张皮，鸟活活一口食，人活就活那一口气！说句粗话，读书人要死卵朝天，仆着死卵都看不到。”我受了鼓舞说：“真的老子要死卵朝天，我怕？”胡一兵说：“看你们俩一下子就进入境界了，这有什么意义？你死就死了，白死了，卵朝天卵朝地都是一个意思，死！要想着不死那才是水平。我要有这份慷慨激昂，十个胡一兵也抹到看不见的角落里去了。现实从来不怕别人不服气，服，得服，不服，也得服。谁以为凭自己一腔热血能感动了谁，那就大错特错，再以为凭这点血性之勇能改变什么，那更是大错特错。”刘跃进说：“一兵你还算个记者，让你去代表社会良心，那这个世界就有救了。”胡一兵说：“动不动就要救世界，幻觉比真实还要真实。”我说：“照你的意思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丁小槐同志学习。”胡一兵说：“世界上真的没有不难的事，大为我说你吧，该灵活还得灵活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蛆婆拱得石磨翻？”

                  我的确是拱不起石磨，甚至没想到石磨有这么沉。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没有渠道，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平等的前提，怎么可能对话？下次去公园再见到屈文琴，我怕自己犹豫，一见面就把调动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吃惊道：“大为，谁在弄你呢？”我说：“谁弄我？我自己愿意去的。”她说：“人人都想往中心靠，你倒离中心越来越远了。上次你听了我的，陪我一起去看看沈姨，也不至于这么惨。”我说：“我没认为自己惨，中医学会的工作还单纯些，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书。”她说：“大为你这样安慰自己那是骗自己。谁不知道离领导近的地方什么都有，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别人往中间挤都挤不进，你在中间还没站稳，被挤出来了。”我不高兴说：“领导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叫我靠近他？他怎么不来靠近我？”她说：“天天坐皇冠是一个人，病死了没人抬也是一个人，这都是你看到的，一个人跟一个人是一回事？”我说：“要我做丁小槐那副嘴脸，我做不出。要我那样还不如宰鸡似的一刀把我宰了。我血管里流的血都跟他不同，你要我把血换掉？说句大话我有那一份高贵，放不下那个架子。”她说：“有水平的人不要做那副嘴脸，但总要不动声色地体会了意图顺着去想去做，想达到目标不付出那是不可能的。说到高贵，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高贵，上去了不高贵也是高贵，下来了高贵了也是不高贵，高贵不高贵要看现实，不能看自己的感觉，你说呢？”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凉了半截，高贵不高贵竟可以如此现实而庸俗？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它病了吗？照这么说起来，屈原司马迁陶潜杜甫曹雪芹们一生潦倒，倒是没什么高贵可言了？她要带我去见沈姨，把这件事挽回来。我说：“我又要起身去寻那把砍排骨的刀了。”她坚持要我去，我偏不去。她说：“大为你要看清形势的严峻性，人一挫就是几年，几年以后还有机会轮到你？”我说：“我去了立马就有机会我也不去。”她一跺脚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我说：“我就是这种人，你要改变我，那不可能，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除非到医院动手术把我的血全部换了。”她说：“会有人给你动手术的，到时候别人不换你自己也会换，不过那时候就太晚了，看你这一辈子怎么办？”不再说话，把身子移到远一点的石头上，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却不动。这样对望了有半个小时，她站起来说：“我去了。”我的头似摇似点地动了动。她说：“大为，你要小心。”就转身走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