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2 / 2）

                  好半天我缓过一口气来说：“想不到丁小槐这家伙还有如此之大的本事！”董柳说：“人家在那个份上，就有哪个本事，不在那份上，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是没本事。”我想一想这几年院子里的孩子，父母在那个份上的，果然都进了省政府幼儿园，不在那个份上的，都进不去。也没有谁去划一条界线，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清晰。别看大家一样天天坐在那里上班，在不在份上，就是如此地不同啊！说起来这是一件俗事，可这俗事现在实在比什么大事比金灿灿的未来比飘忽的终极比人类前途都要紧迫。董柳说：“池大为你对不起儿子，你没有资格做父亲，也没有资格结婚。”岳母说：“董柳你怎么说这个话！”董柳说：“那要我说什么话，说我一波天生就比别人低一等比别人笨？我过不去，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还没起跑呢，我一波就比别人慢半拍了，将来还有小学中学大学，我敢想？”我说：“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毛**上过什么幼儿园，他还当了毛**呢。李时珍曹雪芹都没上过幼儿园，省政府幼儿园的人，几个能跟他们比？好幼儿园最多就是玩具多一点。”董柳不屑地耸一耸鼻子，说：“自己没有本事就算了，还拿毛**挡在前面，世界上有几个毛**？”我说：“一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我想了这么多办法，你也想点办法试一试！”董柳扭过脖子，一根指头在脸上刮了几下说：“羞！羞羞！这是一个男人讲的话，大家听听！还是一个读了研究生的男人呢，跟我来比，自己碰在墙壁上变幅画算了！”我气得发抖，向门外冲去。董柳说：“你回来！”我站住了。她说：“我也不跟你吵，吵也白吵。今晚我们就抱着我一波到陈园长家去，让她看着这么好的孩子，该不该有个好环境？我就抱着我一波给她跪下，我不怕丢脸，我的脸不要紧，只要我一波不受委屈，不说丢脸，丢命也不怕。”我说：“好孩子她还看得少？”她说：“这么好的有没有，让她看看！”我叹一口气，女人情绪失去了控制，你就别指望她不说疯话。我说：“说到底你嘴巴皮磨出了茧也没有用，跪上几天几夜也没有用。人家的儿子进去了，不是嘴巴皮磨出来的，更不是跪出来的。”董柳说：“说到底还是自己手里要有过硬的东西，要在那个份上，不然人家凭什么照顾你！不在份上，把道理讲到骨头里去也没有用，世界上的事，根本就不是道理不道理的问题。道理是什么？屁都不是！你是男人，你手里有什么硬东西？没有就别开口。”又问岳母：“妈，你那里还有多少钱？”岳母跑到楼下去拿来一千块钱。董柳望着我说：“你呢？”我说：“我有多少钱你还不知道？”她说：“要什么没什么，假如今天我一波要一笔钱救命，那就眼睁睁看着他——”听了这话我一拍桌子跳了起来想发作，一波吓得抱紧了董柳，扭过头来说：“爸爸。”我坐下去，叹了口气，不怪别人，就怪我自己，是我对不起儿子。

                  我心里别扭着，看着董柳给一波换上了好看的衣服，我抱起来，跟着董柳到陈园长家去。一路上我不说话，董柳也不说话。一波指了月亮问：“爸爸，月亮有脚脚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脚脚怎么跟着我们走？”我说：“它想跟就跟，你也拦不住。”过一会一波说：“下次我到华云公园看皇宫，我把帽子带去，我当皇帝，妈妈当公主，你当卫兵。”董柳说：“我一波刚满三岁就知道当什么好什么不好，有些人三十多岁还不知道。”到了陈园长家楼下董柳说：“你去侦察一下。”我上去了侧耳在门边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下来了。我们站在篱笆旁等着，不一会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下来，男的说：“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固执的人。”女的说：“我脸上陪着笑，心里恨不得张开五指朝她的扁脸上抓过去，撕一块皮下来。”说着向不远处的一辆小车走过去。司机钻出来，把小孩子接了过去，一起上车去了。董柳望着远去的车说：“算了，回去。”我说：“来都来了。”她说：“上去了白白挤出几点笑，也没意思，挤也白挤了。”又说：“气得死真的要气死，可惜人又是气不死的。”回去的路上，董柳一句话不说，我也不说，连一波也奇怪地沉默着。

                  进了大院，我看见任志强的车停在楼下，我说：“董卉来了。”任志强见了面就叫“姐姐”，又问：“姐姐什么事情不称心？”董柳说：“没有什么称心的事。”我说：“也没什么事呢。”董柳马上说：“没什么事！你要什么事才算事呢？”岳母说：“还不是为了一波的事。”就把事情说了。董卉把一波抱了说：“任志强你平时牛皮有那么大，再吹一次给姐姐看看。”任志强说：“董卉你别堵我，说不定我就把牛皮吹成了，事总是人在办吧，人总是肉长的吧。是肉长的就有办法，只怕他不是肉长的。”董柳说：“志强你别害我又抱一次希望，我抱一次希望，就死一批神经。”我说：“你不知道那两个园长，那是讲不进油盐的。”任志强说：“油盐肯定是讲得进的，要看谁去讲，怎么讲。他们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去讲，你看讲得进讲不进？”我想把刚才想去拜访陈园长的事告诉他，董柳马上岔开了。岳母说：“任志强你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姐姐要谢你一辈子。”董卉说：“连我这个姨妈都要谢你一辈子。”任志强说：“既然是这么大一件事，那我就试一试。我不认识人，我想总可以找到认识人的人吧。”董柳说：“本来明天要送我一波到人民路去的，那我就再缓几天。”任志强问我认识省政府什么人，说：“认识一个人就顺藤摸瓜，多转几个弯总是可以摸到瓜的。”我说不认识。他想了一想说：“给我几天时间吧。”

                  任志强走了，我对董柳说：“任志强刚开了一辆车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跑到这里把胸脯拍得嘣嘣响。”董柳说：“你让他拍，拍不成又不割你胸前一块肉，万一拍成了呢？我就抱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睡下去熄了灯我说：“其实人民路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差，乡下孩子没进过幼儿园，四五岁就牵了牛去放，长大了也很出息的。”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叫我一波去放牛？你明天买条牛来，我一波就放牛去。”我说：“放牛也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毛**小时候还放过牛呢？”她说：“别人对自己的利益那么敏感，大小亏都不吃，大小便宜都要占，把好事都秋风扫落叶扫去了，我们呢，大小亏都吃了，大小便宜都不占，占不着。别人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都争不到，还要我一波去放牛！那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我说：“干什么？变个猪人，吃了睡睡了吃。再变个狗人，排着白历历的牙齿准备跳起来咬。”她说：“你不做猪人狗人，你有追求，你追到一点东西给我看看！结婚都四五年了，我看到了什么！”我说：“不一定要真的看到什么才有什么！”她说：“看不到真的什么就什么都没有！”我气得坐起来说：“跟你没办法说话。”她说：“我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贵，把鼻子前面几件事抓上手就好了。我也不相信什么高贵，连伊丽莎白也要坐在自己的屁股上。”我说：“大家都变成猪人狗人算了。”她说：“变什么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解决问题。谁让我一波上了好幼儿园，不要说猪人狗人，他说我是王八人也不要紧。”又说：“我心里着急，为我一波着急，也为你着急，还为我自己急。别人说嫁个人是第二次投胎，那没错一点。我第一胎是投错了，投在乡下，第二次投胎我也投了这么几年了。”我说：“屁话！”就摸黑下了床，另找到一床毯子朝墙壁自己睡了。睡不着又把董柳说的话拿到心里来想，想着这世界真的变了，要实实在在抓到什么，那才是真的。大家都奔小康了，我还在原地踏步，真对不起儿子。

                  过了三天任志强还没来。这是我早料到了的，一张寡嘴，还能老是骗到东西吗？他办不成这件事，我感到遗憾，又似乎有点高兴。办不成吧，证明事情有这么难，不是我没能力，我不至于一脸的灰土，可吃亏的还是儿子。想来想去，还是希望任志强有如神助，居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把事情办好了。真的能办好，不要说一脸灰土，抹一脸牛屎也不算什么啊！

                  儿子是好儿子，一想到儿子我就不能安心，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一波的机会比丁小槐家的强强要差一些的事实。可事实就是事实，果子再苦，我也只能吞下去。那滋味真不是滋味啊。

                  我觉得儿子是那种有悟性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就会背唐诗了。他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背起来的时候一只脚往前迈一步，头一点一点，身子前后一伏一仰地，似乎是懂得的样子。带他出去玩吧，他双手牵着我和董柳说：“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抢我。”说完往董柳身上一靠说：“妈妈抢到了，妈妈劲大。”问她电视里哪个女孩最漂亮，他说：“妈妈最漂亮，妈妈是新娘子，我长大了跟妈妈结婚。”有一次看动画片，大灰狼追小白兔，他皱着眉急得要哭说：“大灰狼不对，大灰狼不对。”董柳说：“大灰狼没有不对，它不吃小白兔，它自己会饿死。”我说：“他这么小，你别教孩子学会残忍。”她说：“你是大灰狼你怎么办？上帝并没有规定小白兔是好的，大灰狼是坏的，好坏那是诗人们捏出来的。大灰狼吃小白兔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不吃才不对呢。让我选我决不做小白兔，就是这么回事。”董柳跟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他听了第一次，以后再听，听了一半就捂着耳朵。董柳问：“王后的篮子里有什么？”他着急说：“没有苹果，没有苹果。”董柳说：“苹果里有什么？”他说：“没有毒药。”董柳说：“有就是有，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到了两岁多，一波经常说出一些冷水里冒热气的话来，叫人感到意外。有一次他调皮，董柳说：“你这么调皮，可能是爸爸在医院抱错了，是别人家的孩子。”他马上说：“董柳阿姨，池大为叔叔。”我说：“我的儿子讲话越来越有味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次去公园他指着湖中的船说：“轮船没有轮子，怎么叫轮船？”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的眼睛这么小，船那么大，我怎么可以把船看到眼睛里去？”出了公园他要吃酸奶，董柳说：“两杯酸奶，三个人怎么吃？”他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我说：“只有两杯。”他不依不饶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董柳笑了说：“也是个倔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家怎么得了！”还有一次他调皮了董柳骂他，他说：“再骂我，我从窗户跳出去。”我觉得好笑说：“你这个胆小鬼，还敢跳窗户？你从床上跳下来给我看看！”他马上说：“我只跳高的，不跳矮的。”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想哭。我对董柳说：“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董柳说：“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我觉得想倒也是，偏见是上帝的安排，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我说：“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许多人都可以理解，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

                  从昨天晚上起董柳就没说过一句话，我说那么几句，她理也不理。早上上班之前她说：“你今天把我一波送到人民路去，只有这样的命，你认不认都得认。我就不去了，我去了我肯定要哭一场。”我答应了说：“任志强把胸脯拍得嘣嘣响，不知天高地厚。幸亏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本来也是难。”正说着楼下喇叭响了几声，任志强上来了。董柳用一种恐惧的眼神望着他，我看任志强那神态也不像个有成就的样子。我先开口说：“知道难了吧，本来也是难。”他说：“真没想到难到这个样子，进个幼儿园！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计财处的关处长，关处长找事务局的孟局长去了，由孟局长去跟陈园长说。关处长都说只能试一试呢。求别人的事，急不得。怕你们急，先来说一声。”我说：“关处长竟肯帮这个忙，真了不起，如果孟局长竟然也愿意帮忙，那就更了不起了。还有你那个朋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董柳说：“还有你自己，了不起，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任志强说：“办成再说，办成再说。”董柳说：“你花了多少钱，你只管跟我们说，出了力就了不起了，还叫你出钱吗？”她说起话来似乎有着腰缠万贯似的豪爽。任志强说：“朋友跟关处长是什么关系我搞不清，关处长后面的事就更搞不清了，反正是单线联系，一层管一层。我得给朋友家装一部电话，这个朋友还是朋友介绍的朋友，刚认识的。”我一听吃了一惊，装部电话？四千多块呢，董柳她受得了吗？董柳说：“应该的，应该的，转了这么多弯，不知道会卡在哪里？陈园长会不会买帐？要是关处长有绝对的权威就好了。”两天后，一波进省政府幼儿园的事就定下来了。董柳对任志强说：“装电话用了多少钱吧，还有一连串的事用了多少钱吧，你老实告诉我，转了这么多弯，总还要点润滑剂吧。”任志强说：“帮姐姐这一点忙还要钱吗？姐姐你也别太小看我了。”我说：“转了这五六个弯就了不起了，还要你贴钱？钱是一定要给的。”任志强说：“钱倒不是什么难事，谁都拿得出来。难得的是电信局容量有限，那个电话号码不是谁都可弄得到手的，现在不比以前，什么事都不能凭嘴皮子打交道，吃豆腐办豆腐事，吃肉才办肉事。”我心里替董柳着急，再多的钱她怎么拿得出？谁知董柳说：“任志强你干脆说多少！我们不搞劳民又伤财的事。”任志强哼哼哈哈半天说：“钱都是公司出的，关系户，业务需要。”我说：“你们公司还可以这样报帐？”他说：“人人都能这样报，多肥壮的公司也撑不了三天就皮包骨了，当然是看人来。”说着右手似乎很随意地在胸口拍了一下，大拇指一翘。他这个动作给我一种刺激，但我没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做什么我得认了。这么难办的事，胡一兵都没办法，居然被他办成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不服气？不管他怎么办的，人家的实力在那里，我不服不行啊，他再怎么摆牛，我都得把头低下来认了，不服不行。

                  我和董柳送一波去省政府幼儿园，董柳看见那么好的条件，高兴得手足无措的样子。出了门她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劲用手背擦眼泪，哭了一会忽然又神经质地仰头笑起来。我说：“大街上呢，别人还以为你捡了宝呢。”她抹着泪说：“我总算对得起我一波了，对得起他了。”横过街她说：“不知我一波在哭不呢，我回去隔着窗户看看。”我说：“哭总要哭几天的。”她拖着我回去，躲在窗户外面看了一阵，说：“总算没哭了。”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到下午我们去接儿子，一波扑过来说：“找到爸爸了，找到妈妈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董柳抱着他一路亲着出了大门，说：“这么好的儿子，谁有？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努一把力。”

                  也许董柳说得不错，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也应该努一把力，让家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是硬道理，总不能说今天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明天的更好的忍辱负重吧。算一算我到卫生厅已经六年了，可现在比第一天来时并没有进展，甚至还后退了。一天天就这么梦游般地过去，就像是迷失了方向似的。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回过头去看，也就是过了一年而已。可人生有几个六年？何况还是在黄金岁月。我似乎恨自己，又似乎同情自己，说不明白。我总认为自己在坚守着的一点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清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很明确的意义越来越暧昧。一个连对自己的家都不能尽到责任的人，还能去想着世界吗？可是只看着眼皮下这几件事，那我又是谁呢？我等待了很多年，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等待会有什么结果。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都会有一只隐约的手，潮湿而苍白，用一种难以描述的优雅姿势喻示着方向：生存是硬道理，是归宿，是一切。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自我，是生存，是活着。这是真相，这是本质，这是悟者之悟，智者之智。我曾把这当作猪人的生活姿态，但现在却无可抗拒地走向这个方向，别无选择。在丁小槐和任志强喻示着的两把巨钳的钳制之下，我别无选择。我得活得好一点，我的妻儿也得活得好一点，我别无选择。为此我得改变自己，我并不比谁傻些。我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上，眼前天地悠悠，空茫一片，极目处似隐似现。我知道那是心造的幻象，只有脚下这一寸土地，才是最真实，最真实的。

                  这天我在办公室看报，尹玉娥在外面很亲热地跟人说话，一口一个“孔科长”。尹玉娥说：“以后常来指导，孔科长。”那人说：“谈不上谈不上。”尹玉娥说：“孔科长是少年有为，以后有事打搅你，不会把我们挡在门外面吧？”我听了那口气很不舒服，科长也就是个科长，厕所里拉尿也可以碰见几个，值得那么甜腻腻地喊？尹玉娥把那人送到楼梯口才回来。我想着厅里并没有个姓孔的科长，就问：“这个孔科长是我们厅里的？”她说：“就是孔尚能，你认识的，他到退休办当科长了。”我说：“孔尚能才来几年就当科长了？”她说：“如今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手都很敏捷。”我说：“怪不得我前几天碰着他，打个招呼声调都不同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帮丁小槐搬家，隔几天又看见丁小槐有板有眼地教训他什么，他低了头地听着。当时我想着丁小槐怎么了，人家帮你帮过家，怎么也算个朋友吧，你还对人家来这一套！心中为孔尚能打抱不平。谁知道后来碰见他在图书室跟小赵说话，他还说丁小槐怎么怎么好，一口一个“丁主任”如何如何。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无知无觉，真的是要进行人格启蒙啊！丁小槐好不好，他不知道？我就不相信他那么傻。我把这件事跟尹玉娥讲了，她说：“卫生厅怪事很多，怪人也不少，说怪也不怪。”我说：“转个弯想怪事其实不怪，傻人其实也不傻，他傻他几年就当上科长了？”的确，在这个时代规范已经颠倒，你认为那事怪，这本身才是怪，你认为那人傻，这本身就是傻。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再过几年，连孔尚能都要对我指手划脚，那怎么办？真是无地自容啊。人在圈子里，就一定要往那个份上奔，不然简直没法活，脸都无处搁啊。我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简直感到绝望，三十多岁了，还这么整天傻坐着，再过几年就是老办事员了。李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我体验到了他的痛苦。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哪怕他气冲霄汉才高八斗也是这样过来的，其中的血和泪，如果不到他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是很难感受到的。

                  我得为自己找条出路。在厅里想办法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得到赏识。这条路我已经放弃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启动，前几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错在了哪里，我说服不了自己。更何况，上面不会用我这样的人啊。到三十多岁来脱胎换骨，那可能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在心中后悔了，当年不该留在厅里，到中医研究院去搞业务就好了。偏又抱着天下情怀，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点事，竟落到今日这个地步，真对不起董柳和一波啊。六年前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可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了。幸亏这几年还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给我壮了一点胆，我想试试能不能调到中医研究院搞业务去。天下的事情不能想了，自己的事情还得想一想。我把自己的想法对董柳说了。她说：“你真的调？调到研究所也是厅里管着，调到哪里还是厅里管着。马不高兴你，牛就高兴你？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有问题。”我说：“至少争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她说：“重新做人哪里都是一样的，厅里毕竟是厅里，一年到头老是发东西，你伴福也伴上了，我们医院有？”我说：“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想看有些人，丁小槐丁主任，看在眼里拔得出去？”她说：“大为你在逃避，其实哪里都有拔不出去的人，我们医院没有？”我说：“反正我就是想换一下，女人眼睛只盯着那点东西，从来不看看这里。”我说着用手指点一点太阳穴，“这里，这里！”董柳说：“这里，这里，我就不懂你那个这里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调，我也不能拿绳子绑着你的脚，我只有一个要求，到哪里也不能少了我两间房子。我是女人，我眼睛只盯那点东西。我才不管什么宇宙星星月亮呢。”我到***家去，他是我在中医研究院的朋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搞错没有，从上面往下面调？不可能吧！”我说：“我这个人生就的倔脾气，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来搞点业务算了。”他说：“我在门诊部当医生，天天坐在那里接待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明天能退休就好，要是能调到中医学会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把日子打发了，钱也不少你的，我真的对天烧三柱香。”我说：“不看病人搞研究行吗？我也发表了十来篇文章了。”他说：“一来就搞研究？给我坐几年班再说吧。我愿意跟你换，你换不换？”我说：“厅里效益好一点，可人的脸色不好看。官大了那么半级，能把你压死。”他笑了说：“那你的意思研究院是外国？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再说六年前你不来，跟你一年的研究生都有评副主任医师的了，副研究员了，你连主治都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研究院好比一锅菜，高级职称是主菜，连我都快混到手了。”

                  我一定要试一试，***就带我到人事科找郑科长。郑科长示意我们坐下，就去打电话，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坐在那里反复扭着身子，终于坐不住，找个借口先走了。半天郑科长打完电话说：“小池，你知道我们院里，也算副厅级单位，想来的人多，造成了紧张。评职称紧张，住房也紧张，跟厅里就不好比了。你业务上怎么样？”我马上把论文的复印件呈上去。他手不停地翻着，眼睛却望着墙上的表格，说：“从厅里往下面调，这是第一次，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把底给我们交一交，不要让我们把关系搞坏了还蒙在鼓里。”我说：“我谁也没得罪，就是想搞搞业务，毕竟学了八年。”他又翻一翻那些文章说：“不错，不错，要是你一毕业就来，也是我们的骨干了，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人才的。”他说到所里一个姓舒的年轻人，刚评了中级职称，因为在《中医研究》上发了篇论文，又在省里评了二等奖，第二年就评上副研究员。他说：“这是我一手一脉操办的，是人才，我们就破格开绿灯了。”他这么说，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堆豆腐渣，是个乞丐，上门讨钱来了。他还在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历史，我趁他话一顿，马上就告辞了。

                  后来***告诉我说：“你知道评上奖的是谁，舒所长的儿子！不然他的文章能发在一级刊物上又评奖再破格提拔？他那论文怎么出笼的我都知道，谁去戳穿？偏有人巴结他，没人巴结你我。这些人从写到发表又到评奖再到评职称，是一条龙服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原则只罩住我们这些人。如今有本事就抓住印把子，抓不住那也别叫屈，叫屈还让人家看笑话，谁叫你抓不住？这样的地方，你还要调来，气不死你就来吧。”

                  没想到在研究院碰扁了鼻子，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我，池大为，竟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思议。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好像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虚无地存在着，在阻挡着我。善有善报？屁话！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以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我觉得自己有骨气，也有坚守一点做人的原则的韧性，可这在别人眼中简直是笑话，是无能的表白。我幻想着有一个抽象的自我从躯体中抽绎出来，以怀疑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审视，这样我觉得别人那种讥诮的眼光也并非没有道理，你不是个人物，怎么能要求别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物？世界变了，一切都颠倒了，我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幻灭。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饶不过去的硬道理。可在这种硬道理面前低下了头，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好人吗？做一个好人，既不可能期待别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指望时间的追认，更不可能对世界有什么触动，剩下的唯一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我愿意这样做，向丁小槐学习我不能感到幸福。可在今天，一种心灵的理由，还是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力量规定了我，我为什么要自己规定了自己呢？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天我在剃胡子的时候，对着电动剃须刀上的小镜看着自己的脸，先是额头，眉毛，眼睛，移下来，鼻子，嘴巴，看久了有一种似真似假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这个瞬间，我存在着，就这么回事。我突然惊异地发现，自己的下巴上有一根棕色的胡子，像烧焦了似的。这是真的么，我都有黄胡子了，什么叫时间不饶人？这就是啊。就像窗前那棵银杏，我观察有很多年了，那树叶每年真正饱满而嫩绿的时间只有几天，似乎还没充分展开呢，就转向深绿去了。我心中一阵绞痛，就这么完了吗，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我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想了许久，只有两个方向，要么跟在丁小槐后面走，要么写几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也发表到《中医研究》上去。世界很大，展现在我眼前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把宇宙都想遍想穿了还是要回到这一点点上来，这是唯一的真实。脸盆里的风暴也是风暴，总比两手空空要好吧。何况那点东西，一粒芝麻，对自己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啊。想起自己犹犹豫豫迟迟疑疑竟过去了六年，真的是太可惜了。跟着丁小槐走，那是一条效益最高的道路。市场的原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家都把这一点悟透了。可是我的情感本能却不由自主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没有别的，就是心灵的理由，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力量阻挡着我。我有没有权利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相信在人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规定了他，他只有服从这种神秘力量的引导才会感到幸福。我幻想着自己皮肤下的血管中跳跃着无数的蓝精灵，他们在呼唤着我，我不能太扭曲了自己。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董柳说了，董柳说：“由你吧。”我心里感谢着她的宽容，她已经忍受了这么些年，还准备忍受下去。我从图书室借了许多书来看，上班的时候也看，晚上也很少去下棋了。这样我很快就恢复了感觉，不时地有创意的火花自动地闪出来。不久，我写好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寄出去了。

                  任志强打电话来说要我帮他一个忙，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他说的话我能不听？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星期天早上你来省展览馆，我八点钟在门口等你。”放下电话就心里很不舒服，他居然大咧咧指派起我来了，连是什么事情都不解释，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吗？可是我知道自己还是得去，能不去吗？回家我对董柳讲了，董柳说：“总算有一次机会能帮他一次忙了，我们欠别人的欠得太多了。”我说：“去干什么他也不讲，我想着就没什么好事，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她吃惊说：“那你的意思还准备不去？只要你好意思，你就别去。”到星期天一早董柳推醒了我，也不说什么。我马上跳下床，抓几片饼干就去了。

                  任志强果然在门口等我。他说：“今天是高科技产品展销会，我们公司要推出一种新产品，请你来促销，现在国外的生意做不动，先在国内烧它几把火。”我知道了今天的任务是在他们的展台前推销气功魔掌。他说：“气功魔掌是按中医的经络原理设计出来的，可以治全身的病。你把其中的原理讲给顾客听。”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给我看，并把它的功能讲了一番。连任志强也来跟我讲经络理论，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我接过魔掌一看，是一个手掌形的东西，桐柄铝质，全封闭，中间是太极图，八卦环绕着太极图，旁边两行字是“依图找方位，时空信息来”。翻过来是手掌上与全身相对应的部分，头背腰尾肛，脑鼻喉胸腹等等，旁边两行字是“六格是九宫，太极是全息”。我看上面煞有介事，心中实在好笑。里面也许有几块磁铁几根铜丝，说到治病，那只能哄愚夫愚妇。我说：“这个高科技产品真的能治那么多病？”他说：“人体的所有部位上面都有，不能治病那我们还搞展销？”又要我仔细看说明书，“按照上面讲也就差不多了。”说明书非常精美，可都是一些鬼话。为了别人赚钱，要我来讲这些鬼话，做人真是太没尊严了。可是我能不讲吗？我问他魔掌多少钱一个，他说“才两百九十九，十个以上批发七折。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这么一个高级保健品，真便宜啊。”我想着这玩意的成本决不会超过十块钱，我没说出来。到了展台前几个小姐披了绶带站在那里，是请的中医学院的学生。任志强说：“大家按说明书的介绍统一口径。”又示意一个小姐把一块标牌挂在我的胸前，上面写了我的名字，标明是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硕士。我站在那里很不舒服，今天逃不脱要当一回骗子了。快九点任志强说：“马上就进场了，说明书看熟了吧？”我说：“看当然看熟了，只是……”他打断我说：“姐夫你等会千万别这样说话，只是一条，能治病，特别是脑血栓、肾病、肝病、胃病！”说着抱拳拱一拱，“拜托。”又说：“我们随便动一动都要钱，钱从哪里来？还是要从生意上来。”他没说装电话要钱，就是给我面子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想，好在这玩艺儿也不会伤着人，骗只骗别人的钱，又不骗他的命，何况也不会有穷人来买。有人过来了，我站在一边，任志强对小姐说：“靠边点站。”我下意识地移动脚步，站到了最显眼的地方，用唾液润了润桑子，马上有小姐把垂在我胸前的标牌放在正中间的位置。有人走过来，站住了，小姐马上说：“先生，愿意试一试我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吗？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任志强说：“这是高科技的结晶。”有个人拿起一个回来翻看，仔细研究上面的图形。任志强望我一眼，我说：“产品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经络学说，结合现代中医最新的研究成果生产的。”那人注意到了我胸前的标牌，我打着手势说：“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身体各个部位的信息在手掌上都有反映，经络是相通的。手掌的信息通过一个逆向的过程，可以传到全身。”那人说：“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我叫他坐下，仔细地给他把了脉说：“先生脉跳弱，是肾虚之象。”他马上信服了说：“是的是的。”我说：“强肾固本，一通百通。”又对着图形详细地给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先生都说得对，我病了这么久，也是半个医生了。”任志强说：“池主任是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硕士，他说不到点子上，那还有谁？”那人毫不豫，买了一个，一边说：“不到三百块钱的东西能治好病，我要舍不得，那我是对不起我自己。人为钱活还是钱为人活？”他去了马上有第二个人坐下来请我把脉。我把手指搭上去，微闭着眼，心想，一个骗局要形成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关键是形成一种氛围，那些披绶带的小姐也不是白站在那里的。记起有一次在大街上有两个人向我兜售手表，一唱一和，活灵活现，不由得我不信，竟失去了判断，买了一块。回来就知道上当了，那表果然只走了一个月就坏了。我一边讲解着一边不动声色四处看看，怕有熟人看见，如果有校友看见就更不得了，他不会骂我把母校给卖了？然后有一个汕头人被我说得口服心服，如果我说这气功魔掌能使人长生不老他也会相信的。他买了四个，解释说要送给这个那个朋友：“送什么别的东西都不稀罕，谁少了什么？”我说：“送礼送健康，心无忧虑就是逍遥佛祖，身无病痛就是快活神仙。”他走了不久又返回来，要批几十个带回去做生意。任志强跟他讨价还价说：“真的打七折我们就没有一点利润了，别小看这么手掌大一块，你知道内部结构多复杂？七五折，再少我们就不谈了。”几乎不能成交。那汕头人的韧性也极强，不依不饶反复说：“我总要有一点利润吧，又不是一个两个。”小姐在一旁说：“别说你三十四个，昨天省医药公司一进就是二百五，也才是七折。”我听了在心里笑，真是个二百五啊。最后还是七折成了交，任志强说：“你肯定是个会做生意的人，还价还得我们要吐血。只有展销才有这个价，市场上是不可能的。”汕头人去了，我说：“广东人真的不把钱当钱啊。”任志强说：“反正他的钱也是骗来的。”我说：“肯定也是骗来的。”我把“也”字咬重了一点，“所以我们也不必客气了。”忙了一天，我心里计算着卖出一百九十七个。收展的时候任志强说：“成绩还不错，卖出了一百四十一个。”说着拍一拍鼓囊囊的皮包。我说：“讲了这么一天，连我自己都相信真是那么回事了。”他说：“本来就真是那么回事嘛。”我笑了说：“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的确是那么回事。一百四十一。”他开车送我回去，我说：“我没想到做生意的利有这么大。”他说：“主要是为了宣传，这点钱还不值得大张旗鼓。”我说：“你们赚大钱赚惯了。”快到卫生厅他说：“我就不上去了。”递给我一个信封，“八十八，发发发。”我犹豫了一下就接了。他说：“那些学生每人十五，嘴都笑歪了。”又说：“姐夫在搞宣传方面是有天才的，几下就把人说动了，学问摆在那里！下次还要请你，能者多劳，是吧？”我说：“还有人奉承我是天才？其实有时候我连数字都数不清。”他一愣，哈哈笑了。

                  我把信封交给董柳说：“八十八，发发发。”董柳看了说：“任志强还不算抠嘛。”我说：“这点钱，你知道他那里有多少？”她说：“你管他？什么时候你一天赚过八十八？头一次！有这笔钱，这个月就可以松口气了。下个星期还会喊你？”我说：“你看我像个骗子还是像个天才？”她说：“都不像。”我说：“仔细看看。”她望也不望说：“看你我看几年了还看够？伸手不见五指，你的身子在黑暗里晃一晃，我都能感觉到你的动作。”我说：“没想到你把我了解到骨头里去了。其实你不了解我，我是个天才的骗子。”她不屑地一笑说：“别急着往自己脸上贴金，你是半个骗子或半个天才，我和我一波也不至于住在这黑古隆咚的旧社会里。”我说：“我大声吆喝着骗人，这还是头一次，我把自己的自尊心挖出来，往牛屎里面踩。”她说：“没权没钱万事求人，还把自己的自尊心吊得那么高就没必要了吧，要说我不了解你，就是这点不了解。人家的尊严都建立在有权有钱上，你在空空洞洞上面建立什么？”我说：“那是虚幻的，别人尊他的权他的钱，又不尊他的道德文章，尊道德文章才是真的。”她说：“照你说那些大人物其实没有尊严？”我说：“他们退了位真相就显出来了。施厅长你也看见了。”她说：“满世界都是假的，那假也假得真，管他心里怎么想呢。”

                  这件事给了我一点启发，一个人吧，只要他不把自尊看得那么重，放得下脸来，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一个小人物，把人格自尊吊那么高，那合适吗？太奢侈了，实在是太奢侈了。看着任志强那鼓囊囊的皮包，自己的心不也跳了几跳吗？我也不是个吃素的人，只是战胜不了自己。报纸上天天在说战胜自我，战胜自我，今天才明白了一点奥窍。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这话可不是随便能够说出来的啊。这是一切成功人士的心得，其中的精义，他们是秘不示人的，要靠自己去体悟。其它人吧，把这句话放在口里念一念，其实并不真正懂得。

                  大学同学匡开平出差经过这里，一见面就说：“算一算毕业都八九年了，这八九年的！”又说：“我专门来看你，明天就走。飞机票都订了。”见了老同学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我不想带他到家里去，就说住得很远。他说：“也不让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吗？”我说：“还不是那个样子，一张脸，两个鼻孔两只眼。”我和许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会暗中笑我。他看了我满桌子书说：“在机关还看业务书，少见。还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书。”我一问知道他当处长了，许小曼在部里也当处长了。我计算着带他到外面去吃饭，就说出去有点事，回到家问董柳要钱。董柳说：“充胖子吧，到家里吃吃算了。”我说：“这个胖子是打肿脸也要充的。”她把钱给我，我说：“晚上没回来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兴说：“家里又不远。”我说：“知道你只想跟老子睡了。”她说：“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绣了花。”回到办公室见尹玉娥正跟匡开平说什么，我一进去她的声音像被刀砍断了似的，掩饰地望了我笑说：“来了吗，来了。”我想这条长舌头又在说什么了。我带匡开平去吃饭，说到许多同学的境况。吃完饭他抢着把钱付了，我说：“就这样扫东道主的面子？”他说：“你也别替我着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开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抢着把房钱交了，我说：“什么意思嘛。”他说：“先公后私，公家的钱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间，当年的同学，在这些细小之处，就看出差别来了。人在那么个份上，钱也跟着在那么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他这么几次抢着付帐，我觉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没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请大徐开车送他去机场，多少也挽回一点面子。他靠在那里丢过来一根烟。我吸着烟说：“有时候抽一根，觉得烟也是个朋友。”他说：“我就少不了这根烟，寂寞了点根烟，就有了气氛。”他告诉我明年是大学毕业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学准备聚会，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敌？我以后还打算在同学面前做人吗？”他说：“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问我最近干些什么，我怕他心里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思路说了一下。他似乎有点兴趣，跟我讨论起来。说到按现代分析方法进行中药分类，他还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他说：“其实我在机关多少年都没想过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将来我们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们都是混混。”他只字不提我现在的处境，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自认为傲视世俗，人格根砥却不深，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我们说话说到很晚，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他说：“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分手时我说：“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他说：“其实聚会吧，也就是聚聚会而已，就那回事。”

                  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许小曼带我到外面去吃饭。吃饭时她说：“为这次聚会，有几个发了财的同学认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别交什么住宿伙食费，一交就俗了。”我说：“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块钱吧。她告诉我凌国强认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们一个在商，一个在官，竞价似的都想抢第一，还是凌国强抢去了。我听了头皮发麻说：“我们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她说：“我认了八百。”我马上说：“那我也认……”她用手势止住了我说：“你就算了，我给你写个名字上去吧。”我还想坚持，可口袋里只有四百多块钱，底气不足，也争不了硬气，心里愧疚着不做声。想起“老百姓”三个字说得真丑，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们去了母校。我建议把车停在校门口，可许小曼还是坚持把车开进去了。我能够理解她那种荣归故里的感觉。要有这种感觉，还是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学生上课去了。她从门缝里看了好一会，下楼的时候不做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旧，只是门漆成了棕色，而当年是淡黄色的。我推门进去，一眼就认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张木床。一个男生把头从蚊帐里探出来，生硬地问：“找谁？也不招呼一声就进来了？”我说：“我走错门了。”就出来了。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〇”之夜打着火把手挽手高呼着口号要冲出校门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耳边也响起了那激越的小号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响彻夜空的吼声。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泪就涌出来了。许小曼询问地望着我，我用衣袖擦着泪说：“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马上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同学陆续都到了，还有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大家相互拍打着，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女同学少女般一声尖叫，然后抱在一起。我收到了许多名片，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有人向我要名片，我说：“我是无名片阶级。”对方就怀疑地望了我说：“开玩笑，大为？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却也不追问下去。许小曼是组织者，大家到她的房间里去报到。我瞟一眼报到名单，果然有人认捐五千多的，四千三千的都有，许小曼是八百，我名下也是八百，还有几个四五百的。许小曼说：“可以认到四万块钱，三天要花完它，大家尽情地乐。”有人油嘴滑舌说：“别的乐都乐不起来，最大的乐就是打破家庭界线，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哪怕只有三天呢。我抱有一个理想都有十多年了，许小曼！”许小曼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过了十多年还是吐不出象牙。”

                  晚上来了的二十多个人很自然地分成了三个圈子，我不知道自己该属哪个圈。女同学都拥在许小曼房里，我推门进去，有人就说：“池大为你太没眼色了，我们女人说话你凑什么凑的，明年变了性再来。”我说：“你们女人有什么好话说，还不是交流驭夫之术。”她说：“如今的男人，像你这样的，到处山花烂漫莺歌燕舞春光无限，撒开了缰绳让他跑，那他还不跑到天边去了！”把我推了出来。我到另一间房里，以凌国强为中心在大谈生意经，一个个雄心勃勃要走上国际舞台。凌国强说：“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中药走向世界，市场可以说是无限的。我想起那种前景经常激动得通晚无法入睡，百万算什么，千万又算什么？”有人马上表示愿到他的公司去，他一抬手那么优雅的一飘，竖起一根指头说：“一句话。”又望了我说：“大为怎么样，也到我们那里入了技术股吧，你想都不敢想再过十年那是一笔多大的数目。”我想着凌国强他当年也不显山露水，如今都牛成这样。我说：“想想吧。”他继续说：“我刚毕业时那些顶头上司，他们现在想见我一面都难，我不认个友谊，友谊是当年的友谊，大家都是同学，没有别的想法。人发达了就没有新的友谊了，谁知道他走到你跟前心里是怎么想？”他们说着话我觉得自己出了局，就到伍巍那间房去了。

                  这间房更加热闹，都是官场上的人。伍巍是省长秘书，自然成了核心人物。我进去了匡开平说：“大为你也来说几段。”才知道他们在说荤段子。我说：“我都不怎么会说。”伍巍说：“在机关工作不会来几段，上了酒桌你说什么？说真的领导不高兴，说假的群众不高兴，说荤的皆大欢喜。”有人说：“我来一段吧。有一个县长他姓焦，有一次病了，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跟老婆同房，焦县长说，不同房难道要我睡招待所？医生转个弯说别跟老婆同床，焦县长说，那叫我睡地上？医生无法了只好说，不要**。焦县长急了说：我爷爷姓焦，我爸爸姓焦，连我儿子都姓焦，怎么我就不能姓焦呢。”说完了大家笑起来，说有文化意味，也有人说老掉牙了。伍巍说：“我来一段，大家看看比焦县长那个怎么样。妻子，小姨子，小舅子，打北方一著名自然景观。”大家猜了一会猜不出，伍巍提示说：“在山东。”马上有人说：“是蓬莱仙境？”大家都说不对，又有人说是海市蜃楼，大家说更不沾边了，忽然匡开平一拍大腿说：“有了，可不是泰山日出？”伍巍忍不住就笑了。我说：“泰山日出跟小舅子有什么关系？”伍巍说：“妻子，小姨子，小舅子，可不都是老泰山日出来的？”大家都说：“绝了，绝了，应该评奖。”匡开平说：“我还有个更绝的，是保留节目，轻易不外传的。洞房花烛夜，打《水浒》中六个梁山好汉的名字。”大家猜了好久，终于有个人说：“第一个是杨雄。”匡开平说：“对了。”思路有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六个人猜了出来，依次是杨雄，柴进，史进，宋江，阮小二，吴用。大家把几个人的名字又反复念了几遍，都说：“绝，绝！阮小二，字字落到实处，亏他怎么想得出来。”

                  大家喝啤酒，一会话题又转到了为官之道。我说：“荤段子皆大欢喜，这就是一条。既维持了场面的热闹，又不会不小心碰着了谁，不然要大家讲什么才好。”想一想这几年荤段子风靡全国，特别是在圈子里盛行，实在也是必然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又有从四川来的汪贵发说到自己以前从不喝酒，现在成了个酒仙，这是跟领导拉近感情距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说：“领导他一般都会喝，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陪三场酒，把老子的肝都烧坏了，你以为我这个处长怎么来的？”伍巍说：“我的位置很稳，首长他少不得我，别人敬酒都是我给他挡了。”有人说：“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侍候到位了是第一条，关键人物只要一个就够了。钻到他心里去还不够，别人也会钻，你要钻到他的潜意识里去。”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时也发发善心抬一抬我们这些受苦人吧。”许小曼说：“你都不认识钱还是钱了，要我隔河渡水飞越关山跑到广州去抬你？”那人说：“有什么办法搞到一个国家课题，我愿意拿五万块钱来攻关。国家课题钱只有二万三万，难得的是那个名。”伍巍说：“抓一个国家课题在手里，你的位子就稳了，上去也更有条件了。”那人说：“是那么回事，我还担心被别人挤了呢，我明年还要到哪里去挂个博士读一读，先把硬件备齐了它，将来别人替你说话也好说一点，不然真有危机感。”说着仰头把一瓶啤酒喝了，脸上放着光，“明年我报一个国家课题上来，许小曼你给我批了。”许小曼说：“那是专家组的事。”他说：“我拿五万块钱，你承包了替我攻关，专家组的人也是人嘛，要争课题总是要出点血的。”许小曼说：“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钱？”那人说：“不肯帮忙，领导的艺术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把我们挡了还叫人家放不出个屁来。”又打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臭惯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来。”

                  一会话题又转到怎么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一致同意，靠工资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弄钱也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问题是怎么才能绕开法律。有人说：“鲨鱼吧，他咬一大口几大口也是合法的。”说着身子猛地往上一跃，凌空咬了一口，叫人看着心惊胆颤，“我们这些虾兵蟹将，那就要多几个心眼，有十分把握了才能下口。”日本回来的黎勇说：“我到日本四年，说起来也算小康了。说起来你们不信，你们谁背过死尸没有？死尸是不能坐电梯的。”把从高层建筑背死尸下楼的过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把双手放到后面，躬着腰比划着。讲完了马上又申明：“那是刚去的时候，要谋生，生存总是高于一切的吧，现在好多了。”我说：“怪不得老是闻到一股解剖室的味道。”谈话继续下去，我在不觉之间又出了局。

                  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

                  夜深了，许小曼把我带到农展馆附近一家叫“红鹰”的茶楼，要了一间房坐下了。坐下来那种姿态，我感到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那种从容优雅。我说：“要间房太奢侈了。”她笑了笑，我不再说什么。从这些小地方我意识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也没有跟上去的实力。服务小姐问我要什么茶，我说：“随便吧。”许小曼说：“来一壶你们这里最好的。”茶上来小姐关上门去了，许小曼说：“这两天总也没抓到时间说话，都应付他们去了。”我说：“唱主角的人嘛。”她说：“你别说北京这么大，熟人这么多，要找一个说话的人，那也不容易。”我说：“你当领导了，忌讳就来了，我们老百姓一身轻，别的没有，自由还是有的，”我张开臂堆积了一个飞翔的姿式，“谁管我说什么？”她笑了说：“说到自由，就从这个话头开始吧。你说老实话，这次来，是以出差的名义呢，还是自己掏钱？”我笑笑不做声。她说：“我早就猜着了，卧铺那边还有一些是空的，可你没买卧铺票。如果别人我就装作不知道了，谁叫你是池大为呢？你想如果是你们厅长来，哪怕是个处长吧，他会自己花钱？一百个出差的理由都有，还要坐飞机，还有补助。想出国抬脚就走，好像在自己家里上厕所。谁自由谁不自由，你自己说？”我说：“你在那个份上呆了也有这么久了，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她说：“这两年我到哪里，都是飞来飞去，可以说是心到身到。对你我没必要炫耀什么，你也不是吃这一套的人，我是说，有些东西，一定要在那个位子上才会有，否则什么都没有，连尊严感都没有。我的体会是尊严不能建筑在一种空洞的骄傲之上。世界就是这样冷漠，甚至说无耻。北京这样，哪里都这样，不存在一种诗意的空间，说到底还是人性太无耻了。昨天我想了好久，觉得有必要刺一刺你，狠了心也要刺一刺你，如果你想到其它同学并不这样刺你，你就别记恨我吧。你再这样下去，就可惜自己这一生了。”我说：“小曼你知道我并不傻，我只是被自己心里什么东西挡住了，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她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个体生存的年代，生存是生存年代的最高法则，是绝对命令，我们的前面除了生存什么都没有。当一切都在现实的平面上展开的时候，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什么精神，其实很苍白，也许迷人，但还是苍白，不能跟现实发生真正有效的联系！我犹豫了三年，放弃了，才有了今天。谁知道你竟坚守了这么久。我因此很理解那些贪官，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早就看透了，不相信什么了。伸手就可以拿到的钱你要他不拿，那怎么可能？他们不过是按照生存的法则办事罢了，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转弯子的过程，煞费苦心去讨论对不对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你吧，太敏感了，就把自己拘起来了，要不十年前我们也不是那样一个结局。有时候想起来我也恨我自己当年太骄傲了，就不肯委屈自己一点。”我说：“当年你委屈了自己，今天就要坐硬坐出差了，还想飞来飞去？”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是服务小姐送点心来了。我正想应一声，许小曼用一个手势制止了我说：“等等，让她敲。”外面敲了一会，又停一会，再敲。我说：“让她进来吧，她端着东西老站在那里也不好。”她说：“你还是那么心软，你总是心太软。”就应了一声，小姐进来，脸上还陪着笑，把小笼汤包放在桌上去了。许小曼说：“她心里不火？火还得笑着，谁叫她是个服务员？小人物就是这样的命运，她有自由？自由是有些人的特权，你不要善良而一厢情愿地想象他们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框在里面。这些年我看透了，心也变硬了，柔软的一部分像淬了火一样也有相当的硬度了。你不硬，不跟下面的人拉开距离，他能跳到你头上，稳稳地骑着你。”我说：“好像这些话不应该从许小曼的口里说出来。”她说：“现实如此现实，叫人怎么去说风花雪月？去掉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裹，深入到事情的核心，就这么回事。”我说：“想想也真是这样，我又不傻。”她说：“你想通了我们来做个实验，你说，一加一等于三。”我笑了不做声，她说：“我说了等于三就等三。”我于是说：“一加一等于三。”她说：“这里有两种包子，你掰开一个看看。”我掰一个，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你说。”我说：“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用手指一指我手中的包子。我说：“我说不出口，太残酷了。”她说：“你回去练习练习，把心里挡着你的那些东西踢开，你管它一加一等于几，管它是马是鹿？习惯了就好了。”我说：“我还是搞我的业务吧。”她叹了口气说：“大为你去搞业务也好。明年你报个课题上来，我替你活动活动，让评审组给你批了。”我吃惊说：“专家听你的话，他们一个个傲得跟什么东西一样。”许小曼望了我一会说：“大为你是真书呆子呢，还是装书呆子？你不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我说：“我想着一个国家课题挺遥远的，也挺神圣的。”她说：“那些傲慢的人也不能对谁都傲吧，他们也有要过别人手的时候吧。”我吸一口气说：“小曼我真的小看你了。”她说：“现在知道哪里有自由了吧。”于是我就说了中药现代分类方法这个题目，她听了说：“有这么巧的事，跟匡开平报的差不多。”我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什么时候？”她见了我的神态，也紧张起来说：“怎么了，他是上个月找到我家，给我看了一个计划，初步的论证都有了。”我一拍桌子说：“天下它偏有这样的人！”杯子里的茶都溢出来了。我把两个月前的事说了，许小曼说：“世界这么大，到什么地方去咬不行，偏要咬老同学。”又说：“说怪也不怪，咬别人交得着吗？谁不想扩大自己的空间？”我说：“这也是绝对命令。”她说：“你见了老同学就说实话，太老实了。你明年只管报来，你有前期成果，他没有。他想弄成？那不可能，不可能，他成了精怪都不可能。”我说：“明天还有一个聚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见面。”她说：“这就是你要进步的地方了，他都不怕，你怕？是谁做了贼呢？没这点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能在圈子里混？”我苦笑说：“我就是如此地无用，幸亏当年——不然连你也给害了。”她望我好一会，像要把我看透似地，幽幽地说：“那也不一定。”

                  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小曼的眼神有点变了，我装作看不懂，心里有了点不知所措。她说：“那也不一定。你以为我现在很幸福吗？”我说：“看上去还不错，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吧。能活到这种境界，满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她说：“那也不一定。我和他倒是门当户对，凭着这一点走到一起来了。不然的话，我到今天的份上还要晚几年吧。可他们那些人吧，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道德感。他们从小就看穿了是怎么回事，世界是为他们安排的，有了钱，不够，又有了权，还不够，还要有女人，以及一切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他跟公司的女秘书有了那么一手，我装糊涂都一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了，我生了女儿不久他就开始了。你相信我有这么好的忍性？我忍了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吧。想一想能干的男人要他一辈子只跟一个女人，那不可能，换一个男人还是那么回事。世界对女人太残酷，我得认了。我不认了不装糊涂，揭开来吵翻了，反而给外面的女人机会了，她还要找上门来跟我竞争。罗雅芳就是在这种公平竞争中出了局的，所以她这次聚会都没来。人家大学刚毕业，我女儿都六岁了，公平竞争？想一想皇后都要忍了三宫六院，我还不算最倒霉的吧。想想他们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扫来，我也就忍了。男人就这么回事，你让他为你变了，不可能。”她说着身子渐渐斜在沙发上，“我说我不幸福，你信不信？”我点点说：“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她说：“他是个聪明人。”我说：“你装糊涂，他对你装出来的糊涂又装糊涂，这两个人不是天天演戏，怎么演得下去？”她说：“有什么演不下去，明天你见了匡开平，还是老同学嘛。”我叹气说：“别人碰到这些事不奇怪，可许小曼碰到这样的事，我就不服气，你是许小曼啊，当年是什么人物？”我翘起了大拇指，“什么人物？”她自嘲地笑一声说：“女人还能说当年？”说着手缕一缕头发，顺势往桌子上一搁，碰着了我的手，就慢慢地靠拢，握在一起，越握越紧。两人都不说话，我感到紧贴的掌心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一下，两下，非常清晰。我仔细去体会那颗小小心脏传递的情绪，心中掠过一丝柔情。怎么办？我是男人，我应该选择一个方向了。我紧张思索着，想到对面的人是许处长，不是当年的许小曼了，我平静下来，飞快地瞥了一眼手表。许小曼马上松开手说：“我们走吧。”走到外面，她挥手叫了夜游的出租车，望也不望我说：“你妻子她真幸福，真幸福啊。”

                  第二天大家聚餐，许小曼把我拉到匡开平那一桌坐了。酒至半酣，许小曼接过一个同学的话头，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说：“池大为你说你明年要报一个课题，是哪方面的？”我没料到她会来这么一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装着吃菜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是中药现代分类方面的吧。”我把眼珠轮上去，瞟一眼匡开平，他脸色都变了，拿起一杯啤酒遮了脸，仰头喝下去。许小曼说：“这个选题听起来还不错。”又转了话题。下午许小曼要送我去车站，我挡住了她。她给我一个信封说：“票在里面。”我说：“那八百块钱，我回去马上寄给你。”她说：“那我就是贪污了。书呆子，四万多块钱做八百块钱的手脚还做不出来？”我笑了说：“如今的许小曼，大小权力过手都要操作一下。”又说到匡开平，她说：“明年你只管报吧，问题解决了。”我说“许小曼你真有你的啊，你偏敢那么说。”她说：“他都敢你不敢，那你就等着他骑着你跑吧。”

                  到车站我拆开信封，卧铺票溜了出来，订票的二百块钱还在里面，我还以为是找回的零钱呢。

                  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我的思维非常清晰，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到北京这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这是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诱惑。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跟着走。我忽然意识到“跟着感觉走”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除了几个敏感部位，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可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时代变了，我变不变？别人都轻装上阵了，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而我还在原地徘徊。巨大的潮流涌来了，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不，不止是震动，简直就是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只有跟上潮流，才有希望。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来，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砰”的一声震响。

                  我对自己在《中医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可就是睡不着。我至少明白了，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世界变了，我怎么办？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再多写几篇，别人也不当回事。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池大为你不错啊，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厅里也就是你了。”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上班看报纸，下班看电视，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什么意甲，英超，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为足球疯狂。

                  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晚上我就去了。见了面他说：“我打算下海了。”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梦实现了，你也不安份了。”他说：“大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我读初中时，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不要晒太阳下水田，人上人啊。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有了今天，我要珍惜。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我要珍惜啊。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采访了十个人，有一个人满意，一个人无所谓，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旧房收购价太低，周转房离城太远，质量也太差，小孩上学也不方便。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他挨了批评，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这代表了民意！我说：“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憋不死你！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他说：“有了权吧，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包你满意。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把平房拆了盖高楼，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各级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里面的黑洞有多大？他说：“还说无冕之王，你太抬举我了。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权它妈的和钱它妈的结合得太好了。盖了这么多高楼，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的一连串的秘密？有权不愁没钱，有钱不愁没权，随时可以转换。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不过，老子——”他叹一声，“老子也只好算了，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我说：“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耍名记者脾气吧，以为这个牛头就不能有人来摁一摁？”他说：“下了海我两眼一闭去它妈的什么也没看见，再把脸那么一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怕赚不到钱？”我说：“走到北京是求生存，回到省里还是求生存，人到底有几个胃？求来求去人它妈的都变成鬼了。”他说：“你说鸡琢磨个啥呢，琢磨那几粒米，人琢磨个啥呢，也琢磨那几粒米，只有那几粒米才比较真一点，想再多没有用，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起源于关于意义的歧义。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也有一种强制性同化的力量，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到今天更是如此。想一想再过几十年世界上的石油就用完了，想一想南极上空的臭氧黑洞越来越大了，想一想温室效应把冰山都融化了，连上海都会被淹到海底去，想一想人都可以成批地克隆出来，一个人还想着那么多事干什么？虚假命题！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琢磨那粒米比较可靠一点，想起来这是很可悲的，人一辈子！但悲剧已成定局。”

                  胡一兵一招手，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服务生托着盘子送了啤酒来，弯下腰问：“老板要不要请两位小姐陪杯酒？”我说：“如今陪酒的小姐也有了，我只在批判旧社会的小说上看到过。”服务生说：“先生思想要开放一点，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我说：“警察叔叔不来抓？”他说：“他们自己有时也来喝杯酒的。也是给小姐一个机会吧，她们也可怜。”胡一兵说：“下次吧。”服务生就去了。我说：“现在连这些事都理直气壮了，倒是我不开放。”胡一兵说：“看见了吧！世界变它不是变哪一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就说我们台里，杜芸你知道吧，人人都知道，名主持吧，她主持的今夜真情栏目，是台里的王牌节目。”我说：“说起来一套套的，看着也挺纯情，台型不错，听说她犯错误了。”他说：“如今那叫有本事。她是什么东西，有名的公共汽车，她相信真情？在表演呢。不知道别人看了节目是什么感觉，我看了觉得那些被请来的嘉宾，简直就是被耍猴。她还煞有介事地剖析别人情感生活，黑色幽默也不是这样幽的。人们天天面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里**对着成千上万观众谈真情，世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认什么真？我都把自己当作黑色幽默的最后对象了。”我说：“公共汽车，你也搭了一回？”他说：“如今身价高了，百万富翁也拢不了身了。”我说：“你们台里就不会找一个别人？”他说：“节目收视率高，也不敢随便换人。只要有人看就行了，管它做戏不做戏呢。领导现在什么都讲实际。”我说：“人吧，人要这张脸，很多事情就难办了。”他说：“我最近在读《庄子》，庄子曾说到过两只龟，一只钻在污泥里，一身腥臭，可它是活的，一只死了被供在庙堂上，供帝王占卜之用，你说你愿钻在污泥里还是供在庙堂上？污泥里就不要说脸不脸了，一身腥臭还谈脸？”

                  夜深了，其它的茶客渐渐离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一对可疑的男女偎到了一起，用嘴唇作爱情表演。胡一兵说：“大为跟你讲件事，你在单位也别扭着，你愿不愿和我到海里去捞一把？”我说：“你看我这个没有用的人，心又不硬，也不会撒谎，我能下海？”他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真的给人启发，他八年前还是一个泥水匠，有什么亲戚移民到了香港，摇身一变就成了大老板了，现在是什么境界了？他喝瓶酒都上千块，他皮带上万元，你信不信？你想一想那么多钱都是自己的吧，”他双手在桌子上一搂，收到怀里，“你就不能沉得住气。想一想那么多钱吧，一个人还有什么放不下？该走水路走水路，该走陆路走陆路。反正人人都在操作，大人物在操作，道德君子也在操作，你想发财又要讲良心，那你还没开始就败给余老板了。市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清高和善良那是怯懦和无能的另外一种说法，好听的说法。说真的你跟不跟我来吧。”我说：“海里一口水就把我呛死了，你还敢找我，你自己想好没有？我可能只能喝几块钱一瓶的酒，皮带吧，八块钱一根也就这么系着了，说是皮带，其实不是真皮的。”他说：“大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到海里去打一个转，你的想法就变了，潜能就发挥出来了，你比余老板还不如？”我说：“别小看余老板，他有些素质别人根本不具备。你把自己手中的碗敲破了，到时候才发现不是别人的对手，就晚了。”他说：“别人有素质你不会学？人有一世又没有两世，有罪孽也不会带到下一辈子去，怕什么呢？”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些关于道德和良知的原则的确是可以怀疑的，市场也好，官场也好，那里奉行的是另外一套法则，操作主义的法则，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沮丧又无奈。

                  胡一兵设计了空手套白狼的方法，首先是到工商局攻关，再到银行攻关，最后是政府部门。不攻关是不可能的，要攻关又要做个好人也是不可能的。他的设想听上去很诱人，每一个步骤都很妥实，每一个环节都有熟人，朋友。按他的计划，三年之后就可以在城市西部开发出一片住宅区出来。我说：“你可小心，一步踏空了就步步空。”他说：“没有追不到的姑娘，也没有攻不下来的关。我这几年帮了朋友多少忙，他们回过头来帮帮我也是应该的。要不等我把银行的钱钓到了手你再过来。说得不好听，万一破了产，还有人要抓我杀肉吃？人肉是酸的，也没有要吃。”我说：“你胡一兵也是这样想？我以为只有社会上那些煮不烂的人才这样想呢。”他嘿嘿笑起来说：“我的大哥，搞了半天你还是要讲那一套，那我问你，你这辈子怎么办呢？人若有两辈子，我这辈子积德，下辈子有回报。早晚得想通，想通了就豁然开朗，老是想不通吧，人生这出戏也许还唱得下去，只是下面的戏就没有什么精彩情节了，也没有高潮了。”我听了心中一震，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头脑中也涌现出被击中后颓然倒地的幻象。我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回去把胡一兵的话告诉董柳，她说：“你出去拼它一拼也好，在这里窝也窝了。不过我看你也不是那份材料，奇怪胡一兵竟看上了你。”我说：“最起码有信任吧，再说基本素质也摆在那里了。”她说：“到哪里都是那一套，展不开的人也还是展不开。你在厅里还有一碗干饭，到外面稀饭有一碗没有？不知道。”这一番话让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我还有一波，有两间房子，还有这个家，我不敢冒这个险。我等着胡一兵再来找我，不知道他银行的款贷到手了没有。一个月以后没有消息，我想着他是遇到了麻烦。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有着“门面转让”的招贴。这样的事我天天看见，今天心里却猛地跳了一下，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药店？就让董柳辞了职，来管着店，如果弄得好，我也下海算了，过几年再图大的发展。我回家把这个想法跟董柳说了，她果然有兴趣，说：“别的事我们做不来，这点事我们还是熟悉的。”接下来几天我们一下班就全城到处跑，想找一家门面。又通过朋友到医药公司要了进药的报价单，觉得这件事实在可以做。再找任志强谈了，他也愿意投下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好了，在市第二医院对面看好了一个门面，有三十多个平方，谈好月租一千七百五十，一季一交。我心里有点紧张，董柳说：“怕什么，一个人总要有点心理承受能力。”我说：“开始说着好玩的事，现在认真起来了。”任志强也说问题不大，这使我心里轻松了一点。我们跟房主说好了，星期五带钱来签合同。任志强把五万五千块钱给了董柳。

                  在星期四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说：“听说你要发邪财了，借点钱让老子们也用一把。老子们刚从牢房里出来，肚子饿了。”我吃一惊说：“你是谁？”他说：“老朋友，你连老刀都忘记了，大名鼎鼎的老刀？咔嚓，耳朵就削掉半边，好快的老刀，出土文物。”又有一个声音说：“让我跟他说几句。喂，池大为，老子是老棍，嘭地一下，就打晕了。你的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他今天穿一件黄衣服对吧？你儿子长得真乖啊，聪明劲儿！老棍一棍子都打他不倒。”我说：“哥们，我没得罪过你们吧，无冤无仇的。”那老刀又说：“今天无冤无仇不等于明天无冤无仇，你开药店哪里开不好，要到二医院门口？你要开家野鸡店，我们兄弟送个花篮祝贺开张，以后天天来捧场。”这时我想起来了，马路斜对面还有一家药店，规模不大，我去观察他们的生意时，里面有个年轻女人守着，抱着孩子在喂奶，这老刀说不定是她丈夫，或许是街上找的流氓。我说：“有饭大家吃一口，公平竞争。”老刀在那边狂笑起来说：“让你儿子的耳朵跟我这把老刀公平竞争好不好，一老一小，也谈不让谁欺负了谁。”老棍说：“要不是这样，你的店开起来了，我们兄弟每个月十号来领一万块钱辛苦费，你就归我们保护了，有话好好说，实话实说，跟你打个商量！”老刀又说：“刚才老棍是放狗屁的，一万块钱，让我们兄弟喝白开水！一人一万怎么样，朋友？”我说：“你们真的以为世界上无法无天，你们的头上还有法律。”那边又是老刀一阵狂笑：“我又不是没坐过牢，一只耳朵最多三年吧，我出来的那天就是你儿子另一只耳朵落地的日子。我还是一条好汉！听见我把胸脯拍得嘭嘭响没有？”老棍说：“我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说话从来不说第二次的，说第二次我要收辛苦费了，你以为老子们的劳动力真不值钱？我的唾沫平均是三百块钱那么一星点，老刀你的呢？”老刀说：“我总不能跟你也一样吧，优惠价四百算了。听见没有，大为兄弟？是兄弟我才有这么个优惠价呢。”我说：“我可以跟你们在哪里见面吗？请你们喝茶了。”老刀说：“行行行，行！今晚八点，裕丰茶楼。大为兄弟请我们喝茶，这点面子能不给他？不给就是我们不通人情了。你把第一次的唾沫费带来，老子们兄弟也不能白跑一趟，是这个道理吧，你说呢，大为兄弟？”就把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青天白日之下竟有这样的强盗。我看看窗外，的确是青天白日，一切都很正常，倒是刚才的电话显得虚幻。我坐在那里，把一根牙签插在牙缝里，心里想象着一种流氓强盗的神态，并在脸上表现出来。我歪了嘴，斜了眼，鼻翼显出狞笑，眼中也放出一种残忍的光，强盗也就是这个样子吧。我想起几个月前，带一波到动物园去，看到了狼。饲养员喂狼的时候，公狼看见母狼也吃肉，就上去撕咬。饲养员只好一只手喂公狼，另一只手喂母狼。我想起那狼的目光，眯着眼表演了一番。想不到有人比狼还凶残啊。我想着怎么对付这件事，报警吧，又没构成事实，真构成事实一波还受得了？到时候即使判了他们几年，也吃不消啊。不理呢，想来他们也就是吓一吓而已，可万一真动手呢？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不说削掉一只耳朵，碰一下儿子我也不敢想啊。这些家伙是下了功夫的，连我家的底也摸去了。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去找两个流氓来以黑制黑呢，总不能就这样活活被人欺负了。晚上我把电话的事告诉了董柳，隐去了有关一波的那几句话。董柳说：“怕什么，难道真打我一棍不成？世界上就没个容易的事，条条蛇咬人。被他这么一吼就退了，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要说有人吼，走到哪里都有人吼，你想发达肯定要侵入他的领地，他能不吼？最多就是吼的方式不同。那些笑眯眯的话，比吼还阴险一些。”这时一波在高凳上看动画片，岳母说：“一波你也翘二郎腿，小大人似的！”一波马上把腿翘了翘，把一只手放上去说：“三郎腿。”又把另一只手放上去，“四郎腿。妈妈你看我四郎腿。”我们都笑了，董柳说：“我一波为什么这么聪明呢，这么有味的话，大人都讲不出。”我也没想到他三岁多就说出这种妙语，说：“到底有种。”岳母说：“一波他的嘴子这样厉害。”一波又表演了一遍，下巴一点一点地得意着。我看着他真顺眼，处处都顺眼，怎么看怎么顺眼。我想着一波真被那些人给弄了一下，一家人可怎么活？这样我还是把电话里的话全对董柳说了。她呆了好一会说：“真的？”很可怜的样子。我说：“真的倒是真的，我们自己小心点，不怕他们！”她侧过脸去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这不是强盗吗？”我给她打气说：“要不我们不予理睬，不信他们就真的会做什么。”董柳怔怔地望我一会，把头慢慢摇到左边，又慢慢摇到右边，反复几次，面无表情，目光黯淡，像个机器人似的。岳母紧抱着一波说：“别的我不管，一波我是要管的，他就是我的命，连他都没保住，赚了钱有什么用，屁！过几天我给董卉带人去了，叫我怎么放下心去。”我好不容易抱了个希望，不愿就这么放弃了，说：“您老人家不知道，也别管这么多。”董柳说：“外婆讲的是真的，人没保住，钱就是人体释放出来的废气。”我不甘心道：“想了这么久的事，被别人几句话就吓退了！”董柳说：“我们这样人，不是那块材料，说来说去还是得依靠组织，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我怔了好一会说：“是的。”她说：“是的以后就拿出行动来，要靠就全心全意地靠，不然怎么叫做靠？”我颓然说：“什么都想好了，只等动手了，又完了。”她说：“我在心中造了一座金字塔，造成了才发现是用冰造的，太阳一照，就没有了。”我用拳头连连敲着额头嚷道：“强盗，强盗，连我也要去做个强盗了！”

                  “强盗强盗”这句话是我脱口而出的，却轰隆隆在心中响了好久，像高速列车碾过钢轨时那种有节奏的震响。强盗也不失为一种做人的方式，老棍老刀是强盗，匡开平是不是？还有任志强呢？丁小槐呢？连胡一兵，那个曾经一起去搞农村调查的人，也要去做强盗了。他们都活出了滋味，我却这么窝囊。我耸着肩翘起嘴角嘲笑自己，以前我经常用这种神态去嘲笑猪人狗人们。猪人狗人，他们那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我没有资格去嘲笑他们。就说做强盗吧，也有各种做法，可原则是一样的，要心黑脸皮厚，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总之为了把那些好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来，不能心软手软。一时间我似乎大彻大悟，觉得父亲那一辈子太不值得，他的牺牲毫无意义。我心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在那些遥远的夜晚，他坐在油灯下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墙上映出他那似乎凹进墙壁的影子。想到这些，我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那一年初冬我心情颓败，虚无感攫住了我，我无力挣脱。一个人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明。可我就是看不到那点意义，于是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我很清醒，可是我的灵魂在梦游。

                  这个周末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吃了早饭，就下了楼。下了楼我不知道自己下来干什么，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毫无知觉地走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街上人很多，很嘈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都很高兴，也不知他们有什么值得那么高兴。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有人在那里等车，我也站住了。汽车来了，大家都往上挤，我站着不动。售票员探出头说：“快点。”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喊我，就上了车。中途有人下了车，我坐了一个位子，看着窗外。也不知过了多久，售票员说：“到站了。”这时我才发现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下了车，知道自己到了大叶山脚下，就往山上走去。我不知道自己上山干什么，但似乎应该上去。游人很多，我花两块钱买票进了山门，跟在别人后面向上爬，终于来了到云峰寺前。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壮怀激烈，青史几行名姓

                  鸿爪一痕，北邙无数荒丘

                  大门的两旁摆了两排桌子，有十几个摊位在卖香烛。一位妇女叫住我向我推销，我问：“我少钱一柱香？”她说：“三十块钱一套。”我说：“这么贵？”她说：“敬菩萨还价钱？那就看你诚心不诚心。”我往里面走去，她在后面喊：“五块好吗，五块。”庙里供的是如来，两边站着如来的弟子，我叫不上名来。不断有人朝功德箱中塞钱，然后跪下去，打卦，又摇出一支签来，去讲签的和尚那里交了五块钱，领到一张签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知道这些圣像不过都是泥胎涂了金粉罢了。我忽然注意到庙堂的地上铺的是磁砖，觉得这太煞风景了，应该是青石板才对，而立柱也不是大圆木而是水泥的。侧房里有二十多个人，穿着黑衣，是戴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听一个人讲道。我注意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全身着黑，虞诚地在听讲，一边数着手中的一串佛珠。她为什么要放弃了人生的一切欲念坐在这里？她有孩子有丈夫吧？她看去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有什么事情使她对人生如此绝望？我理解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将虚构的意义世界当作真实，以此获得灵魂的归宿。人需要一个终极，否则他的心就会一直悬着而得不到安宁，而这个终极恰恰不能是他自己。看着他们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灵也曾有过终极，那就是天下，是千秋。我的全部精神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天下千秋是孔子的教导，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能，还是他们的宗教，至少对我如此。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起自己全部的意义世界，这是人活得有意义的理由，也是值得付出和牺牲的理由。人不能只是自己，只是一个瞬间的生存者，否则他就太可怜可悲也太渺小了。如果活着只是活着罢了，人怎么还叫做人呢，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是谁呢，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可是，在今天，我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思路已经轰毁。时代变了，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而不可自拔。在今天，当我本能地去设想自己应该而且能够超出自身去做点什么，马上又理智而残忍地意识到只是一种虚妄。时代变了，世界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社会分工的门类多到不可想象，而自己只占据着小小的一角。从这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去设想对天下的意义吗？我不怕牺牲，但我害怕牺牲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牺牲像沉在大海深处的一条小船，被黑暗的时间永远地掩埋，那不太可怕了吗？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市场只承认眼前，而绝不承认时间后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市场是对的，可这种对瓦解了太多的人生想象。当一切都在消费欲望的平面上展开，人们就再也不能去想象什么天下千秋。何况，那些牺牲的理由，那些神圣的光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凡俗的甚至颓败的真相。我心有不甘，不甘，但别无选择。于是，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另外一种人生。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瞬息，大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悲剧命运。于是，抓住了瞬间就抓住了本质，抓住了永恒。此生面临的全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世界是一盘棋，而那只将，就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沮丧，令人绝望。把世界放下来，我就轻松了，可这种轻松比沉重更加沉重。一个知识分子，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因此，他需要把天下千秋放在心上。可今天，他们的意义世界被摧毁了，基于这种意义的身份也失去了。我不能再抱有希望，再抱有希望我这一辈就没有希望了。可要我从心里把世界放下来，斩断对世界的任何念想，那几乎就等于要把我自己杀死。我对自己不能那么残忍，我下不了手。我不能绝望，我绝望了就真的绝望了。我叹息着，从今往后，活下去需要勇气。身后的事不必去想，远处的事也不必去想，想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无能为力。人不能骗自己，又不能不骗自己。骗自己是太残忍了，可不骗自己也太残忍了。当生命的真相不加掩饰地在眼前显现，我真的没力量正视。

                  我盯着如来的像看了很久，想看透那神秘微笑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明知道那种笑意只是出自工匠之手，可还是摆脱不了一种神秘之感。和尚说：“施主摇支签吧，我们庙的菩萨是很灵的。”看来市场已经渗透到庙里来了。我说：“真的有灵吗？”和尚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要看施主是否有诚意。”有诚意就是要把钱拿出来，与门口卖香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着，我也学着别人跪到那蒲团上去，有模有样地磕了三个头，用那两片竹板打了卦，是胜卦。又拿起竹简摇了几十下，摇出一支签来，走过去递给和尚。他问我说：“求什么？”我说：“都有些什么可求？”他说：“有财喜，平安，前程，婚姻，人有的这里都有。”我想着菩萨也真管得宽啊，就说：“求前程吧。”他拿着签在有着很多小方格的木柜里找了一会，递给我一支签条，说：“施主大喜了，上上。”我交给他五块钱，他说：“上上签是十块，难得难得。”我只好把那张五块的票子收回来，给了他一张十块的。我去看签条：

                  勿言一信向天飞

                  泰山宝贝满船归

                  若问路途成好事

                  前面仍有贵人推

                  明知是虚构，我心里还是有点高兴。忽然记起有人说过，云峰寺几个法师因争着要当住持，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市里，最后大家轮着当，风波才平息了。我问那个和尚是否真有此事，他头也不抬说：“出家人不问世事。”我就算了。出了大庙的后门，我沿一条小溪往山顶走，渐渐地没有人了，后来连小溪也没有了，就到了山顶。山风吹了起来，我的衣服兜满了风。我双手抱膝坐下，晴空下远远看见江水绕山而过，几艘运沙船逆流而上，还有些块艇载着游客来回穿梭。一会又有大客轮到港了，鸣着笛，沉闷的声音隐约传来。江对岸的房子灰蒙蒙的一片，几幢新耸立起来的大厦成了城市的亮点。还有很多高楼正在赶建，大吊车铁臂的移动依稀可辩。桥上车来车往，我盯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看着它慢慢地移到江那边去了。当那辆车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之时，我开始设想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他们又要到哪里去。生命的真谛就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除此之外并无它物。很多年来支撑着我精神大厦的天下意识千秋情怀，不过只是一种心灵情结罢了，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对一个人的心灵意义。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为什么要信其有而拘束了自己呢？我为自己虽然活着却失去了本源意义而沉重，却又警惕着任何建立新的本源的努力。毕竟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渎神者，我看清了真相。意义抽空了，价值崩塌了，可人还要活下去，在真空中在废墟上顽强地活下去。把世界看得太清楚想得太清楚是如此地可悲，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前面无路可走。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一切即生即灭随荣随枯。原有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我必须在一种新的时空观念上，在瞬间和角落的认识上，在个人现实生存的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意义世界。这太可悲了，但这是真实。这时我有着豁然贯通之感。一个人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把自己给捆住了。有的人就希望别人都耽于沉思，犹豫徘徊，自己则趁机在现实中大展拳脚。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回到真实中来。自我的存在是最大的真实，这个事实无法用逻辑摧毁。如果这样，自己做人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自我就是一切，而为了这个目标，操作方式是开放的，没有拘束的。这很可怕，又很令人神往，令人怦然心动，它展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不必再坚守什么，我解放了自己，我感到了一种堕落的快意和恐惧。想不到我池大为徘徊了这么多年，竟得出一个尽量占有及时行乐才是真的结论，这样我和猪人狗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彻底地理解了他们，理解了丁小槐，任志强和匡开平他们。他们不是好人，也说不上是坏人，他们都是适生的人。

                  我在风中坐了很久，左边的脸颊已经吹得麻木。怀着沉重的虚无感，我下了山。虚无感是如此地真实，我不再相信现实后面还有着什么；虚无感又是如此虚妄，我得活下去，还有一波和董柳。

                  按照部里的布置，要组织新一次的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我闲着没事，就把我调去了。一共下去十个人，分成五个小组，我和血防办的江主任在一个组，去华源，东源两个县。丁小槐具体分管这件事。出发的前一天江主任召集几个人最后一次开了会，快散会的时候，马厅长来了，丁小槐跟在后面。大家都感到意外，又觉得厅里对这件事是足够重视的。马厅长一进门，江主任马上站了起来，其它人也站了起来，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江主任在吸烟，马上把烟摁灭了，说：“感谢马厅长光临指导，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大精神动力。”马厅长说：“主要是来看看大家，要辛苦大家了。”丁小槐说：“马厅长为大家讲几句吧。”就带头用力鼓掌，于是几个人跟着鼓掌。马厅长说：“这次调查，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希望大家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工作负责，也对厅里负责的态度，把工作搞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数据，数据是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厅里给各县血防办的文件已经下去了。大家知道，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下了大力气的，成绩是很大的，省里部里都一再给予了肯定。我们要珍惜成绩，珍惜厅里的荣誉。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江主任，也可以找丁处长，他们是领导小组副组长嘛，直接找我也行，我挂了个组长嘛，我就讲这几句。”丁小槐和江主任在话音刚落时几乎同时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丁小槐说：“马厅长刚才的指示非常重要，可以说每句话都很有份量。大家去的是湖区，又是搞血防调查，是危险的工作。马厅长作了决定，除了正常的补助，厅里另外拨一笔款，每人每天额外补助二十五块钱。”我出这个差想着是个苦差，原来是个肥差。几个人都喜形于色，马厅长说：“大家不要高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厅里考虑了你们的情况，你们也要考虑厅里的工作。”江主任说：“大家要更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各自为政。”马厅长站起来，丁小槐像装了弹簧似地跳起来，站在门口侧着身子让马厅长出去，再送到外面，马上又转了回来，喉咙里哼哼几声，神态与一分钟以前完全两样。他徐徐坐下来，缓缓地环视大家一周，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翻着手中的笔记本，喉咙里再哼哼几声说：“大家有什么想法，”顿了一顿，“谈一谈，困难嘛，也谈一谈。”江主任说：“丁处长叫大家谈一谈。”我不做声，我实在不屑于捧他的场。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说：“厅里的意思，是不是有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有个……”又比划一下，“比如说，有个指标？”丁小槐说：“什么指标？”我轻笑了一声，几个人都微微笑了。丁小槐说：“具体的指标是没有的，带指标下去还搞什么调查？结论在调查之后，不在调查之前，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不对？”我马上说：“丁处长这个指示很重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厅里的一贯作风。”那年轻人一脸疑惑，望望江主任，又望望丁小槐，说：“我反正跟在你们后面跑。”丁小槐坐在那里很尴尬，江主任说：“丁处长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是需要的，但肯定成绩也是需要的，两者相辅相成。”丁小槐说：“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我心里想：“生活真的培养了这么一批辩证法大师，比泥鳅还滑，左边讲过来右边讲过去总是他有理。什么时候我学会了辩证法，就会有出息了。首先就要做到不要脸没良心，它妈的。”我说：“怎么都行吧，到时候江主任作具体的指示，我们跟着走，大家高兴就好。”

                  第二天搭车去华源，坐在汽车上我想着自己昨天随口说出“怎么都行”，“高兴就好”这几个字，这可不是偶然的，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行动准则和生存策略。这是一种机智，一种聪明，又是一种圆滑，一种无耻。人人都是如此，谁来认真？这是王八旦的准则，可我还是无可奈何。我是个小人物，我肩上能压多重？要是自己是个大人物就好了，我要把那些被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谁敢跟我来王八旦的这一套，我叫他四脚着地爬出个样子给我看看。它妈的。

                  到了华源县，县卫生局请我和江主任吃中饭，卫局长也来了。饭前我的一个朋友小吴，去年来华源认识的，在三河乡当卫生院长，到县招待所找到我，希望我说一声，让他也来吃饭，他想有一个接近卫局长的机会。我跟卫局长说了，就答应了。上了桌县血防办苏主任致了欢迎辞。上来的第一个菜是清炖水鱼，开了一瓶茅台酒。江主任说：“大家随便点好，我们也不是来一天两天。”卫局长说：“省里的客人平时请都请不到，都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请那么一请？”我说：“吃鱼吧，草鱼也就可以了，酒吧，秦池也就可以了，你们经费紧张，我和江主任也不怎么沾白酒。”苏主任说：“紧张也不在乎这一顿吧，有朋友来，就是发达的象征，没人来那才真的是死火了。”几个人一再劝酒，江主任和我都喝了一小杯。我说：“小吴你想进步，要靠卫局长关照，你给卫局长敬杯酒。”小吴端了酒杯绕到卫局长那边去，说：“卫局长给你敬杯酒，我们下面的人进步还要靠局长关照。”卫局长说：“好说，好说。”碰杯把酒干了。酒至半酣，卫局长说：“再来一瓶。”我连忙说：“我们都没那个酒力，来瓶秦池算了。”苏主任说：“酒怎么能喝杂的？”对服务小姐挥一挥手。吃了一个多小时卫局长到县政府开会去了，苏主任去结了帐，摇摇晃晃过来，我跑上去扶他在沙发上坐了，我说：“这一顿去了好几百吧，酒都块五百了。”他说：“吃是吃不穷的，不吃也富不了。”我说：“经常来人这么招待，你们受得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总不会出在狗身上吧。客人来了就不容易，可不能怠慢，这是应该的，也是没办法的。以后省里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经费也应该松动一点。”我说：“不是说专款专用吗？”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池同志你也不是外国来的，中国的国情你不知道？不然什么叫中国特色？我们局里只有我们办公室有点油水，来了什么人，招待费都记在我们的名下。我心里舍不得，我说不接待？不相干的人接得了多少？你们还是来干这个事的人。”我说“照这样杀起来，几十万的专款能杀几刀？”他说：“卫局长他没办法，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呢？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呢，看不起他！钱硬是要花，硬是不能不花。中国的事，你知道的，不是谁挡得住的。”又说：“想一想也不是哪个地方这样，就算了，安心了，各方面的关系总不能不要吧。你们在省里帮我们讲讲话，拨款多少增加点，让那些病人也有个机会，你们的话很重要啊。”说着叹一口气。散了席办事员塞给我和江主任一人一个塑料袋，我看见里面是两条红塔山烟。我见江主任接了，就没有推辞。小吴送我们回招待所，路上他说：“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给领导留下一点印象的机会，没把握好，我显得心情太迫切了。应该说，不进步也要敬这杯酒。下次再帮我找一个机会，让我把局面挽回来。”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长，在这方面竟如此精细。回到招待所我把苏主任的话跟江主任说了，他说：“也不是这里就不同些。”我说：“以后接待就随便点吧，我跟苏主任说。”他说：“我们也不提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难道我们自己还主动把规格降低？好歹我们也是省里来的人啊。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面子问题！你不要你在他们心中就没有份量了，以后工作怎么开展？我们不能自贬身价，身价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是最重要的。我不怎么喝酒，但今天真拿秦池上来就等于打我一个耳光，比打个耳光还难受，他们眼里你只有那点份量！看来卫局长还是个做局长的材料。别小看酒，这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江主任好歹也是个主任，他的想法就是不同。我不能说他说的不是实话，可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就倒霉了。有些人的面子比另一些人的生命都要紧些，世界就是这样。

                  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出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血，一时半会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要降下来，还要是靠省里的支持。”江主任笑了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这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不做声，望我一眼。江主任说：“小池等会再作记录。”我就停了笔。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我们没作普查，但我们有感觉，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我带了他们几个长期在乡下跑。”他头转向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马上应和说：“苏主任天天在下面，他老婆都有意见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的上升的确有不可抗拒因素，洪水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江主任说：“过多的强调客观因素，不太合适吧。”苏主任说：“那厅里的意思？”江主任说：“基本照旧？这已经考虑了涨大水的因素了，不然指标还应该降下来，否则那些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几年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什么叫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吗，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严辞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胴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胴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地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的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目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它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去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条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痛苦的承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了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陪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呢？”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陪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陪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好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胧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董柳把夏天点蚊香的瓷盘找出来，把那些碎纸抓进去，蹲在那里，点燃了。火光跳跃着，映在董柳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我用力盯着闪动的火光，从中间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中间的黑洞越来越大，一点白烟漫上来，弥散开去。一会儿火花熄了，只剩下一点泛白的灰烬，房间里也弥散着一股烟气。这不是我熟悉的烟气，近在跟前，又很遥远。当年父亲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把自卷的纸烟一支又一支抽下去，小泥屋中也有着那么一种烟气。那种烟气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却一去不复返了。等董柳做完了这一切，我从鼻子里发出几点笑声，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刚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

                  晏老师披了衣起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晚又来了？我说：“跟董柳吵架。”他用询问的眼光打量着我说：“吵架了？”显然不相信是因为这点事半夜来找他。我把事情详细讲了，他说：“大为，你太天真了。”我说：“晏老师您也是这样想？”他说：“这件事吧，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大家都是知道的，也不是你发现了新大陆。”我说：“知道了总得有个人来吼一声吧。闹出来有了压力，也多拨点款去帮帮那些病人，说严重点是救救他们。”他说：“这是现任领导的一大政绩，你去戳他这根痛神经？”又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你这封信的命运。”他敲了敲桌子，“部里收到这封信，是一个家在血吸虫区的大学生写来的，情况很严重。信落在一个很负责的人手中，他怎么办？他放下一切就往长港乡跑？只能转到省里，厅里，也就是他们手里。他们会分析这封信的背景，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必要隐匿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有忌讳的人写的。谁有忌讳？肯定是身边的人，知情的人。分析到这里，你的形象基本就出来了。再把下去搞调查的人逐个分析，平时的为人性格，说的话，再有江家杰一汇报，知道你还去过长港乡，跑得了你？”我说：“那也可能是华源县卫生局的人写的。”他说：“那你就嫁祸于人了。再说邮戳在省城，华源县的人写的？”又说：“你署上个假名字吧，一查就出来了，当地有没有这个人在读医学院？没有，又回到你头上来了。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有多么舍得下功夫，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设想是你竟然把这件事扳过来，部里来人重新调查，这其实根本不可能。万一可能吧，我说的是万分之一，领导抹了一脸灰，可他会倒吗？他不倒你想想他的心情吧。这样你想你的处境会怎么样？董柳她凭直感知道这是做不得的事，她想得不错。大人物的意志坚如磐石，你千万不能设想凭自己几句痛切之言就使他有所触动。世界上没有比良心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我说：“沉默是金这句话，真感到是一句好话了，掂在手中有份量啊。您这么一分析也是对的，可我想一想自己总还有点责任，总应该有人向那些村民负责。我参与了这件事，我就不能沉默，我就应该向他们负责。”他马上说：“你向他们负责，谁向你负责？那些村民能向你负责？我们再来看你被揪出来以怎会怎么样？没有人会直接点你的名，但大会小会上会不断有人说，有个别人，企图破坏厅里的荣誉，领导会说，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说。别人知道你池大为是好人，也不敢沾你的边。对他们来说，好人坏人的判断是无所谓的，利害关系的判断才是真的。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忽然变冷了，冷空气包围着你。暂对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完了，你哭都不知哭什么才好。你说自己受了委屈，可没有整你，也没人说是你在捣鬼。你知道自己玩完了，还说不出心里的苦。”我一跺脚说：“完了就完了，以后我跟树做朋友，跟紫藤架做朋友！”他连声笑了说：“人这一辈子，能赌气？把自己一辈子赌掉了，还没触动世界的一根毫毛，你赌去你？”他说到当年大学班的一个女同学，跟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恋爱，毕业时分到两地，男同学忽然不理她了。她赌气要找一个更好的，气气那个男同学。这口气一赌几年，更好的没碰上，自己年龄却大了。越发赌下去，越发没了资本，到现在快退休了还是单身一人。他说：“生活就不怕你跟他赌气呢，反正输的是你。我那个同学及时转弯，也不至落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古人的血泪之言！你以为俊杰是那么好当的？”我摇头叹气说：“想不到明明白白一件事，竟没有办法！”他说：“有办法。”我精神猛地一振，身子一挺说：“那你说，你说！”他说：“办法就是你坐到那个位子上去，到那天话就由你来说了。”我身子又软了下去，苦笑着说：“那怎么可能？”他说：“那怎么又不可能？位子总是给人坐的。”我心里动了一动：“想做点好事，也非得把印把子抓着才行啊。”晏老师说：“世界上的事实在很简单，谁对你负责，你就对谁负责。你想想谁能够对你负责，给你更高的工资，位子，房子，自尊，一切？当官没有别的门道，对给他那张椅子的那个人负责就行了。只要对他一个人负责，老百姓一万个都没有用。”又说：“隔壁化工厅林厅长你知道吧，现在是林书记了。前年省委组织部推荐他连任厅长，省****不配合，没有通过。不通过？好，林厅长变林书记，主持工作，厅长暂时空缺，一缺就是几年，怎么样？还提了一级，兼着省经委副主任，你想想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它就是这样，你怎么样？****比老百姓又如何？连他们都抹一脸灰。你说我们林书记对谁负责吧？权力的本性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因为人的本性是对自己负责。只对一个人负责的权力会怎么去运作，大为你回去好好想想。”

                  出了门我心乱如麻。晏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好像到这时候才模模糊糊摸到了现实人生那粗糙的边缘。毫无诗意，令人沮丧，冷到心底。我在寒风中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一下，也不知是心冷呢还是身上冷。走到宿舍楼下我收住了脚，看着表已经十二点多钟。我转身向办公楼走去，是的，我得好好想想。

                  坐在办公桌前我想不清什么，孤独布满了每一个弯曲而琐细的空间。看着办公桌我想着自己在这张桌子边也坐了四年多了，人也老了四岁，可这张办公桌还是一点没变，连那几点墨渍都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再这么坐几年，一辈子就彻底完了。正想着董柳在楼下叫我，我没做声。不一会有声音到楼道里来了，董柳叫我几声，我说：“让我安静一下。”这时一波在叫：“爸爸，爸爸！”我说：“一波这么晚了你先跟妈妈回去。”这时儿子在门外就唱了起来：“刮风我也不怕，下雪我也不怕，我要我要找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找到了我的爸爸，就带他回家。”我捂住发酸的鼻子，把眼睛闭紧，忍着，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这么多年来我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忍者，可我忍了什么？忍得心痛只是忍了许多委屈，许多羞辱，还要永无止尽地忍下去。开了门我抱起一波说：“我的儿子！”走到了楼下，一点一点的凉飘在我的手上，脸上，脖子上，下雪了。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有了最后的勇气，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董卉的女儿满月，请我们去王府酒家吃中饭。董柳跟别人换了班，一波也就没去幼儿园。中午任志强开了车来接我们，一看开了三四十桌。任志强的朋友也来了不少，都在门口的簿子上签了名，放下红包，专门有小姐负责。有人来捧场这就是实力，要我还没有这么大的的号召力呢。吃完饭董柳去了医院，岳母带一波回家，我就上班去了。快下班的时候，楼下有人在喊：“池大为，池大为！”在办公的地方这么提着名字大呼小叫，我心里很恼火，不理他。楼下的人喊：“你家里出事了！”我心中一惊，头发耸地一下就立了起来。我探头看见邻居双手拼命招着，“你儿子，你儿子，被开水烫着了！”我一听一身都软了，手颤抖着跑出去。在楼梯上我摔了一个跟头，侧着身子滚了下去，头砸在水泥地上“嘭”地一响。我双手撑着地爬起来，跑回家一看一波坐在门口的地上哭，指着自己的脚叫着：“爸爸，爸爸！”岳母站在那里，已经呆傻了，眼睛瓷楞楞地望着我。我在一波的脚后跟处轻轻一摸，一块皮就掉了下来。一波痛得直叫说：“爸爸，爸爸。”我抱起一波就跑，到大门口想叫一辆出租车，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一辆空的，我让一波在传达室坐了，吩咐老叶我看着。老叶说：“小池你的脸上有血。”我这才感到眼角处刺刺地痛，抹一把果然有血。我往小车班跑，那里只剩一辆车，一个年青的师傅在洗车，我不认识。我扑过去了扯了他的衣袖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的，我儿子烫伤了，送一送医院吧！”他一只手把我抓着衣袖的手轻轻拿开，继续洗车说：“中医学会？”我点了自己的鼻子说：“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中医学会！”他望我一眼慢慢说：“不认识。”又说：“这个车吧，马上要送孙厅长去飞机场，要不你去请示一下孙厅长，孙厅长你总认识吧。”我说：“求求你了，救命啊，是个人啊，不是别的，是个人啊，我儿子啊！”说着边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都弯下去，一只膝着了地，又站起来，再弯下去，反复几次。他说：“真的没办法，孙厅长马上就要下来了。”正说着大徐开着那辆皇冠回来了，马厅长从车中下来。我扑过去把事情讲了，双膝不停地弯下去，再立起来，反复几次。马厅长马上说：“大徐你去跑一趟，快去快回。”我拼命鞠躬说：“谢谢马厅长，马厅长，你好，你好，马厅长，你好。”把一波送到省人民医院，大徐说：“我只好先去了，要下班了。”我抱着一波到皮肤科，一波还在哭，声音都哑了。我插了队让医生先看，一边跟等着的人鞠躬说：“谢谢，你好，你们好，大家好，好，好。”医生看了说：“要住院。”我说：“要住院，是的，要住院，住院。”医生说：“你先把他的裤子剪开，不能脱。”递把剪刀给我。我把一波放外面的椅子上，用剪刀从上面剪下去。一波已经没有力气哭了，痛得直叫说：“爸爸，爸爸！”我手颤抖着，心痛得厉害，想着自己碎尸万段也不算什么。我进去对医生说：“我的手抖得厉害，我剪不了，医生求求你帮帮忙吧。”说着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又不断地弯下去，几乎着地，再站起来，反复几次。医生说：“你干脆先办住院手续。”我拿了住院单跑到交费的地方，插到前面，把正准备交费的女人撞开了。女人在后面骂骂咧咧说：“世界上有这样不懂道理的人。”我转了身双膝不断地弯下去说：“我儿子烫伤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烫伤了，谢谢。”收费的人说：“二千。”我似乎没听懂，直了眼望着他。他说：“二千。”我这才明白过来，说：“我是卫生厅的，一时没带那么多钱，等会补交，补交。”他不理我说：“下一个。”我把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塞进去，他把我的手推了出来。我说：“我是卫生厅的，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没听说过。下一个。”我把窗口占住了说：“中医学会，池大为！”他说：“叫什么，公共场所，你叫什么叫？”我想着我要是有枪就好了，我绝对下得了手，对着那张脸就轰过去就是了。

                  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先交钱是规定，我也不能违反。你去找科室的郭主任，看他怎么说？”我说：“先救救人吧，我的儿子，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说：“以前总是先救人，救了他就跑掉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回来？这才定了这个规矩，任何人不能违反。”我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不认识，没办法。”我说：“医生你是医生，你是医生，你要讲人道主义啊，人道主义！我儿子进来已经这么久，这么久了。”他双手一摊说：“告诉你我没办法，你应该听得懂中国话的。”我上窜下跳找了几间房没看见郭主任，就站在外面大声呼喊：“郭主任，皮肤科郭振华主任！”郭主任来了沉着脸说：“谁在这里喊这么喊的！”我上去深深鞠了个躬，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弯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把事情讲了。他说：“厅里的领导你认识谁？”我说：“马厅长，孙副厅长。”他带我去打电话，都不在。他说：“看你还认识谁？”我说：“打我自己的电话号码行吗？中医学会。”他桌子上那张表上没有中医学会，说：“你来看看这上面你还认识谁。”我看了说：“袁震海和丁小槐我都认识。”他说：“袁处长，丁处长，都行。”就打了药政处的电话，上帝保佑，丁小槐居然还在办公室，把事情讲了，又把话筒给郭主任。郭主任接了话筒说：“丁处长，好久没碰碰了，什么时候碰几杯？”我在旁边身子一抖一抖地催他，他说：“丁处长开了口我还说什么，马上就给池同志办。”放下电话带我到缴费处，在住院单上签了字，办好了手续。

                  一波躺在病床上，医生来了说：“烫得不轻啊。”我说：“用最高级的药，可不能留下后遗症啊，我只这一个儿子。”护士把一波的裤子剪开，轻轻剥下来，一波痛得真叫说：“妈妈，救命啊，救命啊！”我上牙敲着下牙说：“轻点，轻点。”护士住了手说：“那你自己来。”我用力甩着双手说：“我手软了，我手软了。”我抱了拳作揖打拱，双膝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一波的裤子剥下来了，几小块皮带了下来，沾在裤腿上，小腿上露出了粉红的肉。我一身软了，眼前一黑，身子靠着墙滑溜下去，脸碰在小矮柜上，扶着柜子站住了，眼睛看不到什么，心里像有一把刀，把心脏啊肺啊割成了血淋淋一片一片的。睁开眼看见医生厌恶地望我一眼，对门边一努嘴。我像机器人一样向外门走去，护士跟在后面，刚出了门就听见里面闩上了。一波还在喊“救命”，我在外面疯跑一阵，在病室尽头的窗前站下了。我看着外面一根指头指指点点，好像那看不见的远处，有着我仇恨的什么东西。又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心里恨着，想打，可不知恨谁，也不知想打谁。我揣摩着能不能就这么一拳，把眼前这块玻璃给砸了，拳头血淋淋地捏着，真舒服啊！突然，不加思索地，我照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就是几拳。我感到了疼痛的快意。口中喃喃地说：“舒服啊，舒服啊！”狠狠地又是几拳，接着双手撑着墙，弓着身子，把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脑袋中嗡嗡地响着，我口中喃喃地说：“看老子碰不死你，看老子碰不死你！”

                  我想给董柳打个电话，跑到病房值班室，又转了回来，我真没勇气拿起话筒。到了傍晚董柳来了，像个幽灵似的飘进病房。我说：“董柳，一波睡了。”董柳一声不吭，揭开被子看一看一波的腿，就坐在床头，傻了似地发呆。她的神态让我害怕，她哭出来就好了。一会任志强董卉和岳母都来了。岳母语无伦次，说了好半天才说明白，是一壶水刚烧开放在案板上，不知怎么就掉下来了。我说：“一波呢，有多动症，到处乱摸。”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还要怪他？”董卉说：“不幸中的万幸，冬天还隔了几层裤子，要是夏天，一条腿都烫熟了。”她几句话说得我心跳，觉得今天倒是拣了个便宜似的。董柳说：“今天不出事，明天要出事，楼道里黑古隆冬旧社会，谁看得清？几年了一间厨房都没有。”她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事不怪别人，只能怪我，怪我自己！我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原来不对是在这里！我打自己打得太轻了，实在是太轻了。我猛地蹲下去，双手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一定要连头皮都拔了下来，我才解恨！董柳望着我一声不吭，任志强和董卉跑过来，一人拖住我一只手。我说：“让我扯，让我扯，扯下来了我就解恨了！我愧为人父，愧为人父啊！”他们把我的手掰开了，我右手抓着一撮头发，把它放在眼前仔细打量着。董卉说：“姐夫，你脸上有血，半边脸肿起来了。”董柳一声不吭望着我，岳母掩了脸在哭，我望着那一撮头发，忽然大笑起来：“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护士来给一波打吊针，岳母说：“小孩的血管细，要小心点。”任志强说：“叫你们最好的护士来，我们另外付钱。”护士撅着嘴，拿起一波的手看了半天，拍了拍，非常缓慢地扎了进去。一波醒了，叫痛，连声叫：“妈妈，妈妈！”我看着好一会还没回血，倒吸了一口气。护士说：“手动走针了，换一只手。”董卉说：“到小儿科叫一个护士来。”这一次又没有成功。护士说：“一群人围着我，我不敢打了。”跑出去叫了另一个护士来，说：“小儿科的。”董卉和任志强叮嘱她要小心，新来的护士说：“我还没开始打就紧张了。”董柳说：“都出去，都出去。”我们都出去了。一会董柳出来说：“又试了两次没打成，手上的血管全破了。”我进去看了，急得想跳。董柳说：“我试一试。”那两个护士都不同意。董柳说：“我干这个都七八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没进卫校呢。”拿了工作证给她们看，就同意了。董柳把一波额头上的头发剃了一圈，仔细看了一会，要我扶住一波的头，我说：“我手发软。”就叫任志强扶住。董柳举起针看了看，很麻利地扎了进去。我看见回血了，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两个护士吐出舌子面面相觑。

                  任志强买了盒饭来，董柳说：“还有心思吃饭！”任志强把饭放在那里，不再劝她。董卉说：“姐夫你把脸上的血洗了去，这一边都肿了。”我这才感到脸颊火辣辣地发烧。我说：“肿了？肿得好。”董卉递手绢给我，指着自己的眼角说：“这里的血，擦掉。”我没接手绢，用衣袖擦了几下。夜深了剩下我和董柳，我叫她吃点东西，她慢慢转过头望着我一眼，眼光是直的，一声不吭。我看了心里发冷，却无法给那种眼神一个准确的描述。好一会她说：“吃得下你就吃。”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有我也不会吃，我渴望找到一种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这样才能平衡一下对儿子的歉意。后来我渴了，想喝水了，马上发现只有让自己这么一直渴下去，才是自我惩罚的最好方式，用饥饿来惩罚那是太轻描淡写了。整个晚上我都这么忍着，在极难忍耐的焦渴中感到了痛苦的快意。到第二天早上我的嗓子开始嘶哑，连唾液也没有了。在焦渴中我感到，如果划一根火柴，我的口中就会喷出火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对自己说：“这点小小惩罚就够了吗？我还要忍，至少要忍到昏迷的边缘。”

                  早上我发现隔壁房的一个小女孩床前床后被花篮包围了。连床下都塞了四五个。我了解了是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动阑尾手术。我想着一波比谁低了去了？没有人送花篮，连看望的人还没来一个。花篮很漂亮，可世界实在太无耻了，无耻到无耻的地步了。局长夫人知道了一波的情况，要我拿两只花篮过来，我马上用一种不屑的手势制止她说下去。医生查房之后我走了出去，想给儿子买两只花篮。

                  走在大街上，我看一切东西都蒙着一层暗绿，我心里念叨着：“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反复这么念着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一种发现，一种生活的底牌被彻底揭开的感觉，像有一束强光，把那黑暗深处的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昨天刚刚过去，可我感到已经非常遥远。“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事到临头了作揖打拱有什么用？双膝弯了又弯又有什么用？哭都找不到掉泪的理由。事到今天，我池大为还敢说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吗？我不愿意这样理解世界，我拒绝了很多年，可是在这生与死的边缘地带，我无法再作出另一种理解。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了激动，这是丁小槐们早就在实施着的原则，我其实也早就认识到了。可今天的理解特别深刻，我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要马上去做点什么才好。激动中我口中居然也有了一点唾沫，干枯到麻木的舌子也有了一点湿润之感。我想到了自我惩罚，想把唾沫吐掉，吐了三次也没吐出东西来。再用力往手心吐，举起手仔细看了，一点唾沫星也没有。我在心中酝酿着一股狠毒之气，用手比划出***枪，一路走过去，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把右手抬起来，食指那么勾一下，算是毙掉了一个人。没走多远我就毙掉了九十九个人。我想，最应该被毙掉的还是自己。我举起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食指勾了一下，心中轰地一响。我晃了晃头，我还活着。

                  忽然下起了雨，一会就大了起来，想不到冬天还会下这么大的雨。很多人跑了起来，一会街上就没几个人了。我毫无感觉地走着，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雨滴顺着脸流到嘴边，我本能地用舌子在嘴边一卷，马上又想到了惩罚，就闭紧了嘴唇。一个流浪汉在雨中从容地走着，一边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我拦住他指了天上说：“朋友，下雨了。”他笑着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它去吧。”一直去了。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我双眼都模糊了，就把衣服撩了起来，在脸上抹了一把，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在不觉之中拐进了一条小巷，走了一阵才发现这是正在改造的旧城区，很多房子的墙上都用红色的颜料画出一个大圈，中间一个“拆”字，不少房子已经被掀掉了房顶。我顺手推开一张门，里面几个青年男女惊慌失措，用身子挡着什么，房间里面一种奇异的香味。我意识到这是一群吸毒者，叫了声：“朋友，干吧，干得好！”再往前走。走到尽头发现是一条死巷，我就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屋檐上的水成串地落在我身上，我冻得发抖，自言自语地说：“好，好，好。”就扭着身子，仰起脸迎着那水，让水泻在我的脸上，又溅开去。突然我忍不住张开嘴，把那水大口地吞了下去。真解渴啊，水原来是这么好喝的一种东西。嘴边停着一点什么，我用舌子一卷，是一片腐叶，发出一种腥臭。我用力嚼碎，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