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二)(1 / 1)
第四篇《周易》性质说
一、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性质的不同认识
1.《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
从历史上的文献来看,是《左传》这部最早的史书里记载了《周易》事例。而从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至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超出《左传》里记载《周易》一书的时间。这是说从目前地下出土的资料来看都没有发现比《左传》一书更早有记载《周易》一书内容了。在前章里已涉及到《左传》里所记录《周易》这一名称,也已知《周易》一书最早出现是在公元前671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是追记陈侯的儿子,小时候被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进行了一次筮卜。这是史书里记载《周易》一书最早出现的时间了。并且通过那次筮卜的筮例里所出现的繇辞与现在通行本《周易》里的爻辞,是一字不差。已知《周易》就是一本书。也不可否认,有史书里所记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周易》,是以筮卜的面目出现。在《左传》一书里与《周易》一书有关的筮例,不下十几例。虽然《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筮例运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内容来联想、比类人事吉凶。这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事情,也只是春秋时期筮卜上的一个环节。而更重要的步骤是不能离开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八个“三画组合”的八卦符号,而取象八种自然物象来比类、附会人事吉凶。这八卦取象及一套符号工具才是筮卜的核心。而八卦卦术,是从“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东西。而这些内容本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只是史巫借《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成为八卦取象、比类、联想人事吉凶时的解读工具了。那不过是史巫的错误认识而已,并不因史巫使用《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作占辞解读人事吉凶,而就要扼杀《周易》的哲学性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春秋史巫用在筮卜上是事实,但春秋时期的史巫在筮卜时,起筮,解筮,主要是运用六十四卦画及《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和几种取象来联想、类比、附会人事吉凶。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卦画符号和八卦取象,这才是筮卜上离不开的两大内容,才是八卦筮术的运用工具。而这两大内容不是《周易》一书里始创与发明出来的东西,《周易》一书里虽有“六十四画符号”,但从现代的考古上,已发现了这些符号,早在商朝就已出现了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并且其渊源可能更早。这说明“六十四画符号”(或后人所称的“六十四卦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始创的东西。而《周易》一书是西周后期才产生出来,可那一套画符号,早在《周易》一书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如同甲子六十符号,在商朝甲骨上就已有完整的记录。后来甲子符号,不是同样演变成筮卜与八字算命里不可缺少的推演工具吗?若离开“甲子”符号,算卦与批八字等数术就无法煞有介事的骗人。难道“甲子”符号起初的创立,就是为筮卜设计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六十四画符号”(后称“卦画符号或八卦符号”)那样,起初同样不是为筮卜设计的,是人类早期符号文字的使用。对于“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到演变成筮卜工具,本处就不多说,本书里的“《周易》与符号说”里有详论。
在对《周易》一书的最早认识上,史巫当成筮卜并改编使用,是史巫首先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又有文辞,就改编为“繇式”结构,用于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为筮卜而创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讲筮卜的。得看《周易》一书里说了什么?要看内容思想。而不应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抛开《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内容,而认为是筮卜之书。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数字爻题所迷惑。我们在《周易》符号与筮卜说都讲到了《左传》里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时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传》里的那些筮例,就证明《周易》一书是筮书了吗?那正是被《左传》里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书的真象,可另一面也正是由《左传》一书记载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证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历史真相。
《左传》里记述的筮卜例子,所运用的八种自然现象(即后来称作“八卦取象”)联想比类附会人事吉凶。而这八种物象,在《周易》原创文章里是根本看不到的,是没有这一说法的。那八种取象运用到筮卜上,本是筮术上的东西与《周易》无关。而后来出现的阴阳,五行,都套在《周易》一书的头上,可后人也就认为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左传》里虽然出现的以《周易》一书的文辞当占辞以解筮,但不等于说《周易》就是一部筮卜书。这与史巫的认知能力有关,不是《周易》的错。而在《周易》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篇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称法与史巫筮卜时的称法有点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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