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二篇(十一)(1 / 1)
《泰》:“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城墙倒在护城壕里,又取消了军事行动,这命令来自都城,其后果危险就要出现了”。
《否》:“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只要停止了闭塞不通的局面,大人吉祥。危险啊,危险,应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维系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同人》:“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这岂不是一种忧患意识吗?
《大有》:“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这是针对农业丰收能否保证的忧患。“争取农业上的丰收,就得风调雨顺,既不遇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的灾祸。即使劳动艰辛,最后获得农业的收获”。
《豫》篇是讲如何面对安逸享乐的问题。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冥预,成有渝,无咎。”这是说“若能深入思考如何对待这种安逸享乐,一旦这种成习的毛病有了改变,也就没有什么害咎了”。这岂不是一种忧患?
《随》:“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是说“若一味地追随名位,则有灾祸,若把爱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并有了明确的方向,还有什么灾祸呢?”这就是对一味追求名位,而不顾后果危险的一种忧患。
《临》篇讲述的如何治国理政的道理,其中无不凸显着忧患意识。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说“治国安民处理的得当,是大而亨通并有利于向前发展的事情,若不重视这些,事情就会转化,就面临凶险。”这是一种政治忧患。如何消解这种担忧,作者指明了如何去治国理政。
《观》:“观我生进退”。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这是让“君子”观察认识自己治下的生民,才能在政治决策上知进退。
《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又是一种政治忧患。“丰硕的果实不能食用,被当官的占有,而劳动者已将没有存身之处”。
《周易》每篇都是凸显着忧患意识,其忧患的文句也不胜枚举。而《坎》篇可谓忧患意识特强的文章了。其忧患意识不单其对“君子”而讲,而且对人生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今天已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我们再把《周易》“坎”篇的原文及今译附下:
(原文)“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习坎,入于坎窞,凶。坎有险,求小得。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系用徵纆,寘于从棘,三岁不得,凶。”
(译文):“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爱,维系着这种心思意念,就通达顺利。这种品行就可超然人生的坎坷不平。通晓人生路途的坎坷艰险,一旦进入陷阱,就很不幸。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险阻,应求小的获得(不可贪婪)。行走在这人生的坎坷路途,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入陷阱,也就无有能力所用。一尊酒,两器具的食物,用瓦器装存,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处。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圆满平坦,既有山丘,也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待用绳子拴着,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狱,三年不能获释,那就凶险了”。
《坎》篇虽有几十个字,可包含了人生命运的深刻哲理,不亚于一部《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给人世讲述了封建帝王社会里人生大悲剧,是一部不朽的伟大文学作品。若要从人生积极意义上来看,《红楼梦》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而《周易》一书从积极的一面看要高于《红楼梦》的思想性,高于《红楼梦》就在于《周易》里既无天命观,又无迷信思想,《周易》既是一部充满着忧患意识的书籍,又是一部非常理性的哲理书籍。
人类社会的脚步没有停止,是在不断地前进与进步着。但人生里的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有的,并不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如生老病死,及要经历的各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如《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在西周时期哲人就有了高度的认识。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生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没有了,相反更应当具有。几千年后的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生面对着自然与社会的灾难与危害并没有变化掉。虽然今天的人生能够得到社会的一定支撑,但今天社会里的人生就可丢掉忧患意识了吗?而是已然应当保持人生忧患意识,特别是在这市场经济,金钱化日益趋向主宰人生命运的社会里,人更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我们的先哲,给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周易》,《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里的忧患意识,类同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只有对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才会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而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不断的完善,修正自己,而更好的安排人生。
在人类的哲学史上,可为我们是最早进入理性文化时代,这竖起人类最早的理性大旗,当是《周易》作者,早于古希腊古典哲学几个世纪,一部《周易》标志了人类开启了理性大门。
《周易》里特强的忧患意识,并非同西方宗教里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去掉了“天命”思想。
“《易》为君子谋”。《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为“君子”(统治者)讲述治国安邦之策。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也就突出的是政治忧患。即让君子安邦治国上常怀忧患意识。严格的说《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针对众人而讲,即不是对人生的命运苦短,命运无常上的忧患,而是针对“君子”所讲的忧患,是让统治者(“君子”)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过《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来,《周易》里的修“德”,又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忧患意识。修“德”成了“君子”趋吉避凶,安邦治国的法宝。这就是《坎》里说的:“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里的“有孚”(爱)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原则。故《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既突出在主体的道德性,而归结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针对“君子”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处境与未来时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趋吉避凶上的政治忧患,目的是掌握统治策略与政治智慧。
如《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耻辱,前途艰难。)
如《遁》:“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困》篇更体现的是政治忧患,(原文)“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困于葛藟,于臲兀。曰动悔,有悔,征,吉。”
(译文)“处于困难险境,却能亨通,这是对贤德之人来说,没有灾祸,有这种说法,岂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后悔莫及了)。受困于酒食宴会,佩着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祭祀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礼乐教化)没有灾祸。否则绊着了后头,又按着了蒺藜,回到了住室,不见妻子,岂不是凶兆。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位之中。后慢慢的脱离了这种境地,是利用祭祀。前来总是从容不迫,这是迷恋亨受于豪华舒适的金车之中,招致耻辱,是总舍不得失去这种享受。困于葛藤缠绕里,身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有所行动,就悔上加悔,离开这种境地,吉祥。”
“困”篇的忧患,则是让“君子”警惕政治仕途上的围困与险境,别迷恋于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这里的忧患意识,就是来自于政治成败经验上的清醒认识。从政治经验上的忧患所引申出的“修德”与“退避”,成为“君子”统治者趋吉避凶的经验之谈,也成为“君子”行政的世界观与方**。
所以《困》后是《井》,即如何摆脱“困”的局面,《井》篇给“君子”指明了方向。以“井”来寓意,使“君子”懂得养民的道理。作者忧患的是“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作者理想的“君子之治”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周易》作者的政治希望,是类如后儒的“仁政”。《周易》里讲的“有孚”就是“爱人”,后儒所讲的“仁”,就是“仁者爱人”。而《周易》彰显的正是“君子有孚于小人”,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爱”是道德范畴,可在儒学里则是一个政治准则。《井》里的“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正是体现了先儒的民本思想。政治忧患的出路在于——爱,即执政为民。
忧患意识是哲人对国家,人民命运前途的思考忧虑。“忧患”的含义本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让“君子”在行为处事上,在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周易》虽是真对“君子”而讲的道理,但《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具有普世意义。如《既济》:“繻有衣袽,终日戒”(“华丽的丝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种忧患意识岂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的警示的教育意义。《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又是充满着辩证法,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基于对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是对王朝兴衰存亡内在规律的重要思考,所以《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才凸显到治国理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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