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二篇(十二)(1 / 1)
为什么儒者(严格地说,“儒者”即古代的读书人,古代文人学者就是儒者)常怀着对人对事的忧惧心理,儒家强调“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这个“几”就是隐微,即事物发展的苗头。也就是在事物即将显现而还没有显现的时刻,圣人能抓住时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可伸可屈。这正是东方的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圣人”,“君子”不能不去研“几”,人们从社会生活所得的经验就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这种因农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经验,是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事道理,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里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一曲歌解,解释得淋漓尽致,即把人生里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归结为悲剧意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人生体验令人惊悸。这所总结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性,虽有自然的一面(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正是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曾国藩组建团练,消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手握一支30万人的重兵,手握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特强的一支准私人武装,翻手覆手可使清廷振动。有了曾的一支兵力,才保了清廷的太平,也有一支曾的兵力,也常使清廷忧心忡忡。然而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比清廷的忧心更重。忧惧之心是对未来的种种莫名的恐惧,但曾能够“研几”,看清自己现在与未来的因果关系。他常以“楼高易倒,树高易拆”,“花未全开,月未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来警告自己和兄弟。这是个人的权力,已足以能够引起朝廷的注视时,就不能不常怀忧惧之心。这种忧惧,以及祸福的依附转移,自然是一种社会体制所造成的了。若能化险为夷,只能靠个人,急流勇退的一种保身求福,避凶趋吉的方法了。曾能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有忧惧之心。忧患之目的就是居安思危,就是避免灾祸临头,若灾祸真的出现了,就不会忧虑了。后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学者从《周易》里总结出的“泰极否来”的循环转化道理,常使人们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子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乱,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身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爱的对象,是官之子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忧患意识,故才强调了那么多的道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道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道理的基础。《谦》讲的是道德的枢纽。《复》讲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讲的是道德的巩固。《损》讲的是道德的修养。《益》讲的是道德的增进。《困》讲的是道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道德作为了立世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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