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6章 辅弼(卅三)万事有因（1 / 2）

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

        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为什么啊，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后来他才知道，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古代还真不是。

        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战争很重要，这个好懂，放在这里毫无问题。问题是祭祀。

        祭祀这种活动，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那肯定不对，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精神啊之类的传承，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但是，放在和“战争”一个高度，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确实不对劲，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这句话里，将“祀与戎”放在同层，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那么，什么是礼？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礼貌。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你要喝的是茶汤，不是那层泡沫。

        孔子所谓的礼，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规矩。”高务实认为，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做人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就全乱套了。

        把这句话大而化之，再回到“祀与戎”，意思就很好懂了：针对国内而言的“规矩”和针对敌国而言的“战争”。

        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惹人反感，甚至还会让学生觉得“很爽”——你县尊老爷就这个水平？那还不如我嘛！

        换句话说，古代任何一家朝廷，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其他。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高务实以往的改革都是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驿站亏本亏不起了，高务实上《纾驿路疏》；藩禁养猪养不起了，高务实上《请开藩禁疏》；户部权力不到位事情难办，高务实上《取用疏》……总之都是就事论事，一计对一事，其前提都是“问题摆在这儿了，快来个人给朕解忧”。

        石掌柜感慨道：“尤其是数学系和格物系，都吸引了不少生员(这里指秀才)前来学习，甚至还有些家资殷实又闲极……呃，又爱好此道的举人。久而久之，现在京师士林之中曾经来工匠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就算咱们再怎么少算，也肯定超过千人规模了。”

        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说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科举制在当今世界就是全球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你看看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家还在玩贵族世袭政治那一套呢！[注：写到这里忽然想到英国上院。笑死，二十一世纪了还得有爵位才能入上院，什么木乃伊皿煮。]

        现在为什么不等了呢？因为他想明白了一点：再等下去也不会有机会主动冒出来，那不如趁着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威望无两的窗口期赶紧推一把。

        打个比方，高务实穿越之后引导大明发展经济，看起来受益的人很多——先是勋贵，再是开明士绅(包括部分官员及家属)，再是开明商人，最后才是依靠这些经济生产带动着有活干的雇工。当然，你还可以说雇工赚了钱会买粮买酒买布建房什么的，还能惠及到普通农民。

        那么，我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顶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去追求什么经济发展？我现在就很发达了好吧！

        <div  class="contentadv">        所以，用古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懂得技术先进的好处，而是我现在就很先进，我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去冒险追求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万一不成则很可能完犊子的未来。

        通过这样的潜移默化，京华工匠学堂毕业的学生大多都会觉得现在朝廷取士是有问题的，光考个四书恐怕无助于将来秉政一方，更别说将来万一还要宰执天下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的上帝视角来看，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几乎都完爆全球，而即便不用上帝视角，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也没有人比自己发展得更好。

        不过高务实可不会老老实实只教知识，他把很多思维私货夹杂在教材中，用于“启迪学生”。尤其是数学教学中，高务实在教材里时不时提一些如“某县县令”在财务上被该县主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趣闻，然后让学生去计算故事里的提到的相关数学题。

        当然你可能会说，维稳虽然重要，但是你发展经济之后岂不是国家就更稳定了吗？嗯……未必。

        为啥说这个呢？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关于“对内”这件事，关注的焦点从来都是“规矩”——我安排你们各自干这些活，你们都干好了，这个国家就保得住，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轮不到你们操心。

        后世说“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你得先有稳定，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你才有更好的发挥平台。而古代不同，比如大明这种，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发展，它只要你遵守规矩。因为你遵守规矩，那么皇帝就永远是皇帝，勋贵就永远是勋贵！

        不过他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什么群体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思想有点先进啊！

        高务实把问题抛给石阳，石掌柜笑道：“说起来也是巧了，咱们《经济旬议》的读者有很大一部分都和京华有关系……确切的说，和京华工匠学堂有关系。”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高务实深知这一点，而且历来善于利用人的庸俗。然也正因如此，他等着改革科举才会一等三十年——没有机会啊！